厉以宁先生2月27日去世。1993年，我随反映广州改革开放15年的电视专题片《南方的河》摄制组到厉先生家中采访，当时我负责打电话联络，采访是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王志纲老师做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厉先生，30年前的事了。
过去就很喜欢厉先生写的诗词，最近回看，觉得更能体会其中的意涵。
他在1955年大学毕业时的自勉中写道：“兼收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在1980年改革初起时写道：“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在1981年游青城山时写道：“缓流总比急流宽”“疏导顺情国自安”。在1996年为《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写道：“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脑子里想着这些诗词，对眼前看到的一些经济、产业现象，也有了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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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为生产性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鼓与呼，做过很多相关调研和报道。
与此同时，我也写过《高质量发展与低门槛创业可否同行?》等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超大规模且各地差异很大的经济体，如同金字塔，固然需要高大上、高精尖、高科技的东西在最上面引领，也需要与14亿人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大量制造活动、服务活动作为基座。
我反对那种动辄就把传统产业视为低端的观点和做法，认为很多传统产业是基础产业，是永远存在的。传统不是落后，恰恰要去传承，只是如何不断提升其品质、水平的问题。也有的传统产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如绿色环保方面有欠缺，确需升级，但这也有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就说农业，很传统，就没有高科技吗?有的是。
比如，中国人爱吃鸡，但白羽肉鸡的种源长期全部依赖进口，国家每年需要的种鸡量大致为五六千万套。实现种源自主，就要突破关键技术。去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已经成立了白羽肉鸡研究中心，他们自主育成的几个白羽肉鸡的新品种也通过了国家审定。
种猪也有类似问题。我国本土种猪的市场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几。2020年国家进口种猪超过2万头，主要来自法国、丹麦、英国、加拿大等国。引进一头种猪，加上运输费、隔离费等，平均要4万元左右。要解决这一“猪芯片”的问题，需要足够的技术投入、政策保障和专业人才支撑。
我国在杂交水稻、紧凑型杂交玉米的育种上国际领先，但蔬菜种子的差距就很大。过去有所谓“外国种子论粒卖，国产种子论斤卖”之说，说的就是两种种子间的差别。
还有农业机械的问题。《瞭望周刊》前年刊文，援引江苏大学收获装备研究院执行院长李耀明的观点，指出“我国农机与欧美日有近30年差距”。教育部等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到2025年，农机人才缺口将达44万人，在“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中缺口比例最高，超过60%。为何缺口这么大?一个原因是，“招生的时候，不少家长、学生听到‘农’字就摇头”。
人们之所以“闻农而避”，是不了解农业也大有可为，比如可以走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即日本、韩国所说的，把农业做成“六次产业”。这里的关键是延伸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创意设计、价值提升，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方方面面的现代化。农业、工业、服务业都要现代化。如果脑子里只装着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区块链、元宇宙等，政策都向这样的高地倾斜，忘了农业也是科技大显身手的舞台，是非常偏颇的。
兼收并蓄终宽阔。高质量发展也是协调发展，均衡发展，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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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很多地方还是习惯在产业规划和产业发展中追风口，赶新潮，“喜新厌旧”，甚至不顾自身条件，一窝蜂而上，最后留下一地鸡毛，而本地原有的基础产业因为不受重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科创是当今重大主题，每个地方都应该用科创思维审视自己，让科创成为带动现有产业发展的内生力量。但这不等于，每个地方都要去搞硬核科技和先导产业。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对各地政府工作报告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已有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医药制造业、生物产业列为优势产业、优先发展产业等，399家国家级产业园区(国家级高新区169家，国家级经开区230家)有超过一半将生物医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其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很不容易。生物医药产业是苏州的“一号产业”，苏州是全国的第一梯队。前不久我到苏州学习交流，得知2022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规上工业产值2188亿元，企业超过3800家，其中规上企业569家，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39家，上市企业32家，苏州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入围了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2006年从苏州工业园启航，17年沿着一个方向前进，一张蓝图绘到底，才有了今天的地位。尽管如此，如果单看产值，苏州2022年工业总产值为4.36万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只占5%左右，相当于苏州的沙钢集团2021年营收(3028亿元)的72%。
苏州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有很强的实力先行投入，“一号产业”坚持了17年，目前的产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