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视频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独家进行“首席辩论：如何看待中国的债务问题”专场直播。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任主持人，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任观察员，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西京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赵建围绕直播主题，展开了一场思维与观点的精彩碰撞。
辩论背景：根据1月宏观金融数据，社融增量很高，人民币贷款增量更是创出历史新高，M1和M2增速都有明显反弹，引发学界关于中国是否又开始走债务驱动经济增长老路的讨论。赵建撰文提出债务有点像“鸦片”的观点，认为不能对债务产生依赖。而后，徐高撰文提出不同意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特邀两位开展学术讨论，以期通过辩论研讨，能够理性建设性地理解很多问题，为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辩论共四轮，赵建与徐高先后发言，罗志恒与张明进行点评。
第一轮辩论：亮明观点
赵建：我反对滥发债务，我认为对债务的过度依赖像鸦片一样，危害非常大。但我并不反对债务，因为债务在动员和配置资源经济的过程中不可或缺。虽然不同国家的债务和货币化进程不一，但一个初步结论是，债务特别像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也就是一种倒U曲线，在一段时间内，或者在债务率货币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债务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比如2010年左右，很多学者反对用债务建高铁，而如今用债务建成的高铁发挥巨大效率，形成了都市圈，形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但我认为，当前债务对中国经济的边际效应，非常像库兹涅茨曲线里面的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也就是说，可以继续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但污染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得不偿失。
我觉得研究地方债就要到地方去，不能在北上广深看着大城市的发展景象去思考地方债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由原来的GDP锦标赛模式，变成现在的债务竞赛，我感到非常“惊悚”。站在研究和学者的角度，我觉得债务是“鸦片”。我特别担心这种债务型模式不断蔓延，201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债务型集团的教训》，我看到无数个像安邦、华融、海航的企业在负债端迅速把自己做大。这么多债务型企业，甚至像乐视这样的企业打着股票的名义，本质就是债务，它的回购协议、抽屉协议都干扰了资本市场。我非常担忧出现很多债务型城市，如果你到实地调研，很多债务型城市已经出现。
现在，天津新任领导班子正在做资产端的事。天津是带着团队到香港、新加坡招商，去促进经济增长，这是非常好的做法，改变了过去用大力融资来做大平台，做大基础设施，做大债务的做法，已经在资产上发力了。中国通过债务形成这么多的基础设施，现在的做法就是把这些资产的周转率打起来。我们还有这么好的家底，为什么还要在负债端折腾?我不反对发债，但我认为发债只能救急，不救穷。如果把发债当做救穷，当做长期依赖的一种模式，而资产端毫无建树，全是一些无效、低效的资产，早晚要受到侵犯。就像通过污染环境来获得一个巨大的GDP增长，一两年可以，但三年后必定要偿还，要付出代价。
徐高：我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吃饭吃得过度了，肯定对身体有害，但能说吃多的饭就是吃鸦片吗?所以，对于严肃的、对经济政策影响甚大的债务问题，这样的说法显然不严谨。凯恩斯在他的著名《通论》里提过一个建议，当经济不行的时候，政府出钱雇人在地上挖坑，再填;再挖坑，再填，这样可以刺激经济。政府里的人来挖坑、填坑本身没有任何收益，但这样让工人有工作，有收入，他们再把收入花出去，就会让更多人有工作、有收入。
我们用这个宏观思维来理解中国债务。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所估算的全社会总债务占GDP比重，中国大概是300%，即债务存量大约是GDP的三倍。这是什么概念?虽然我们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一点，但高得有限。同时，中国储蓄率尽管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仍有40%多，是其他国家平均储蓄率的两倍。
我们总觉得债务是多么危险的东西，但大家要搞清楚债务是居民，也就是国内经济主体之间融资的行为，你有债务的原因是有人愿意储蓄，愿意把钱借出来。而中国这么高的储蓄率，当然会有人愿意把钱借出来。
再说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握有庞大资产，根据第三次国民经济普查数据，中国产业总资产里50%多是国有的。政府资产负债表看的是资产和负债，不是负债存量比上流量的GDP，所以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健康，不存在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就一个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而言，重要的不是债务总量，而是外债数量，因为外债是真正的硬约束国外的债主，如果要抽走资金，你一点办法没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东南亚国家遭受的就是外资撤走导致的国际收支危机。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外债还不上。中国现在有大量对外资产，如果用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来看，把我们欠的外债全部扣除，对外资产2.3万亿美元。如果觉得中国已经很多债了，不要忘了我们还借了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债给了外国人。所以，如果把宏观的基本事实看清楚，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债务上升空间很大。
在这种上升空间里，为什么中国是这么一种高储蓄?这缘于中国的收入分配。政府手里有大量资源，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