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大与密度高两种人口特点并存于一个治理单元，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均不精准与治理任务超载等社会治理问题更为突出
推动公共资源由以服务户籍人口为基准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的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划大为小，分而治之，在行政区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治理单元，逐级逐层明确“责任田”，有利于深入破解治理单元规模过大导致的管理幅度过大、基层权责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
无论是纵向分级治理，还是横向多元治理，汇聚多元社会治理力量到基层，实现多元社会力量在基层“握指成拳”，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关键
人口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构成社会治理的“底座”;规模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变量，关乎社会治理的效能。由人口和区域面积等要素定义的社会治理规模大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负荷。
2021年5月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已超14亿。从城市到农村，从区县到镇街，从社区到村居，我国的治理场域具有“人口规模巨大”这一显著共性，这使得我国的社会治理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赴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深入县、镇、社区、农村等四种治理单元调研，近距离观察解决因人口规模大、人员结构复杂、人口流动性强而产生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均、社会治理权责交叉、治理手段单一等问题的基层创新，总结优化社会治理空间尺度、构建高质量的社会治理权责体系、打造汇聚多元力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积极稳妥推进智慧化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地方经验。
“超大”之难
在我国一些地方，城市、区县、镇街、村社的规模普遍偏大。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告诉记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年新增城镇人口约为2000万;平均每个街道覆盖8万人，最大服务人口(含流动人口)量超100万;平均每个社区居委会服务8000人，最大的社区人口超过50万。这些体量规模放之世界范围内看，都是极大、极特殊的。
规模大之外，人口密度也较大。如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等，一县级市之行政区划内常住人口均已超过150万人。再如天津和平区、西安碑林区、上海黄浦区等一些特大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达3万多人/平方公里。以天津为例，2021年该市常住人口总数约为1386.6万，辖区面积约为11966.45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约为1158人/平方公里。16个市辖区中，总面积仅为9.98平方公里的和平区，人口密度已超35000人/平方公里，约为全市人口密度的30倍。
规模大与密度高两种人口特点并存于一个治理单元，容易产生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均不精准以及治理任务超载等社会治理问题。
人力资源配置不足。人口规模越大，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体量就越大，与有限的人员供给产生矛盾。以社区为例。2022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指出，“社区工作者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成员、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中的专职人员和在社区从事党建、治理、服务工作的全日制专职工作人员，配置标准为每万城镇常住人口不少于18人。”记者在福州多个人口超过两万的大型社区采访了解到，社区工作者人数均不到20人。
摸清底数难。人员结构越复杂、流动性越强，风险集聚的可能性越高。在外来人口集聚的经济强镇、职住分离的城郊超大居住区等地，人口数据统计滞后、失真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口总量动态统计、人员结构精准“画像”存在难点，给科学设置治理界面、准确统筹人财物等治理成本、精准定位治理风险点位和回应民生痛点带来障碍。
诉求多元，标准不一。以社区为例，商品房、保障房、安置房、老旧小区、单位小区等不同类型的居住单位并存的情况并不鲜见。吴晓林研究发现，有的城市社区管辖近20个不同类型的小区，各小区面临的突出问题各不相同，很难用一套模式、一组标准有效回应所有诉求，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有堵点。
供给公共产品难。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韩志明说，庞大的人口规模衍生出公共服务的巨大压力。“人口众多的直接问题是分母效应，影响人均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举例来说，一些大型治理单元内风险防控资源配置不足。我国《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规定，消防站的布局一般应以接到出动指令后5分钟内消防队可以到达辖区边缘为原则确定，但是在一些超大街道和社区，消防应急服务需要超过15分钟。
职能资源被摊薄。规模过大可能造成“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等职能资源分散、缺位等问题。吴晓林调研发现，有的地方在推进智慧治理过程中，多个平台应用功能重复叠加、部门各自考核，基层疲于应对，人少事多，治理效能打折扣。
加大公共服务供给
连续多年占据“全国千强镇”榜首的江苏昆山玉山镇户籍人口数约为31.6万，而常住人口已达约55.7万。新市民群体日益庞大，给加大公共资源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带来挑战，突出表现在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
以服务户籍人口为基准的公共设施配置模式与外来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