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岳飞传》评价岳飞“生有神力…善以少击众…故有胜无败，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这位精忠报国的元帅没能马革裹尸，反在壮年因“莫须有”之冤死于宵小之辈手中。从此，风波亭里空留《满江红》绝唱，南宋朝中痛失忠勇良将。

南宋经历九帝，其中四位都与岳飞的冤案产生联系。在南宋存续的152年里，首任皇帝高宗一手促成冤案，第二任皇帝孝宗在太上皇高宗仍在世的背景下为岳飞平反，后继三帝又因政局、时局的变迁对岳飞评价而有反复。直到南宋末年，南宋最后一位有所作为的皇帝宋理宗才再一次为岳飞翻案，承认了当初的议和政策即是导致岳飞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并给出了把岳飞与诸葛亮、郭子仪并列的官方最高评价，这个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王朝也很快湮灭。

岳飞与朝廷双输的直接原因是实控人(高宗及具体执行人秦桧等)与职业经理人(岳飞)的分歧，其后果是十万常胜岳家军随之消失后的亲者痛、仇者快(“时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宋史·岳飞传》)和“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千古绝唱让后世的人们感受他的满腔热血。

分歧在职场中比比皆是，采用一定的干预手段改变分歧的水平和形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益处而抑制其害处，从而实现上下同欲和双方价值最大化。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异同往往是造成实控人与职业经理人分歧的最大因素。在分歧管理中应确定适当的分歧管理风格、选择合适的分歧管理策略、采取必要的分歧管理措施，优化实控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匹配及合作模式。

利益的冲突

史学界和民间一直认为，宋高宗因顾虑岳飞直捣黄龙迎回二圣后自身皇位不保，故在岳飞备战完毕且已屯兵距离旧都开封20余公里的朱仙镇时采取连发12道金牌的极端措施勒令岳飞班师。后世的明代宗朱祁钰无奈让位于被俘还朝后的明英宗朱祁镇的史实似乎证实了这一论点，何况南渡后仓促继承宋室大统的宋高宗和为应付蒙古瓦剌携被俘皇帝向明朝无休止的索取而临时登基的明代宗朱祁钰在皇位来源的正统性上确有相似之处。南宋处死岳飞进行绍兴议和后，宋徽宗尸体及高宗生母韦贤妃还朝时，在位仅一年即被俘的宋钦宗请韦贤妃转告宋高宗赵构“自己若能回归南宋，当一太乙宫主足矣”的表态，可见二圣回归后夺位的成功率不大。但是对于深谙帝王术的宋高宗来说，却不得不防。这正如企业中前任高管甚至是老板的回归，虽然在回归之前的谈判中姿态往往放得很低，然而回归企业后与现任争权夺利甚至取而代之的案例并不鲜见。企业的利益切割难度虽然无法与“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权利分配相提并论，但是实控人炒掉习惯于“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却不能从领导角度出发并体会到领导意图的职业经理人，成为职业经理人无法自觉追随实控人去做“正确的事”而与实控人产生分歧后的共同结局。牺牲一位将领来获取封建帝王哪怕只是心安的微小利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何况以南宋当时的国力并无灭金的绝对把握，加之宋高宗并未做好迎回二帝之后的安置方案。多方权衡之下，收缩阵线与金和谈不失为南宋实控人的首选。

实控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冲突往往存在于重大决策之时，实控人的利益最大化是制定化解分歧方案的出发点。前些年某草根创业企业家在行业发展进入瓶颈期时，实控人与职业经理人在面临着继续经营或出售企业的选择时产生了较大的分歧。选择经营风险极大但万一成功独立运作上市职业经理人将获得丰富回报，然而一旦经营失败则实控人将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选择出售企业将帮助实控人快速实现价值最大化，但职业经理人的期望价值将大打折扣。经过多轮协商沟通，最终该企业选择整体出售，实控人与开创团队套现离场。由此可见，当实控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发生分歧时，虽然创造性的沟通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当为首选，但最大程度地保障实控人的根本利益往往是沟通的基础。

价值观异同

宋朝采取崇文抑武方针，使得这个中华历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朝代即使在国力鼎盛时期也仅完成对中原地区的统一，维持着宋辽西夏大理吐蕃并存的局面。与开疆拓土相比，历代皇帝更擅于文化领域的创新，“议和”政策几乎贯穿了两宋享国的300多年。缺少了秦朝“矢志东出、一统华夏”的雄心和汉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志，更没有后来大明王朝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和“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君主霸气，宋朝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窝囊的存在。相对于两宋皇帝的守成价值观，武将们“还我河山”的进取价值观仅在皇帝们面临性命攸关的直接威胁时被认可，一旦危险暂时消除，武将的命运将随之改变。北宋末期宋钦宗任用李刚完成首次东京(开封)保卫战后即以“专事主战，失师废财”为由将其贬至夔州，不久后金兵卷土重来，钦宗无奈重新启用李刚，但已失破敌基础;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帮助高宗结束因金兵追赶而不得不在温州海上漂流四个月的窘境之后即遭解职。正是这种实控人防职业经理人甚于防外敌的畸形价值观，以至于“直把杭州作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