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兔年。2011年，上一个兔年，我辞职创业，后来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专注服务机构投资者的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也随之创建了国内首个机构间数字化基金交易平台“基构通”。每个创业者都有自己的滋养地，在此分享对我有帮助的三个故事。

画册

我的母校是杭州高级中学，大概一百年前，这所学校的名字叫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有个美术老师叫李叔同(弘一法师)，他是近代中国的才子。有个学生因仰慕这个老师而考取了这所学校，名叫丰子恺。这对师生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友谊，造就了《护生画集》。

一天，丰子恺在上海接待老师弘一法师。他们商量由擅长绘画的丰子恺作画，由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师生共同编写《护生画集》。师生约定，从1929年弘一法师50岁起，每十年作一集，与弘一法师年龄同长。这部画集从开始到全部完成，长达46年，共450幅作品。

弘一法师在世时，丰子恺把画集看成送给老师的寿礼。后来丰子恺在老师辞世后，即使在抗战逃难岁月里，都没有忘记给老师的承诺，坚持作画。所以这既是本画册，又是个关于承诺的故事。

杭高很多师生之间的情谊至今都像李叔同和丰子恺一样深厚。杭高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从杭州一路迁移到金华、丽水、青田，全校师生连饭都吃不饱，还是坚持不投降，不散伙，聚在一起教书读书，直到抗战胜利。这种不在沦陷区读书的坚持，也是对故乡的承诺。

《护生画集》里有动物亲情，也有兄弟同学;有春天新芽，也有离别难舍。每一幅画都充满了温暖，时常翻翻这书，让人的心情平静。作者呼吁爱护生灵，而真正目的是让读者爱护自己的心，“护生即护心”。而在资产管理这个信义责任最重要的行业，首先要培养的心性也就是信用。

记得几年前新冠疫情刚暴发时恰逢严冬，很多大楼封闭，空调停机，我们的柜台员工为了交易不受影响想尽办法进楼上班，贴着暖宝宝，靠取暖灯完成工作，之后很多同事冻成了感冒。几年前有一次客户为了次日交易，需要当天完成人工材料审核工作。恰巧停电，同事们在漆黑的办公室待到凌晨，一堆人打着手电筒完成了所有工作。在展业时，我们坚持诚信和合规经营，不轻易做承诺，但答应客户的事情，即使成本巨大，也要尽力完成。

老兵

我曾认识个老人叫杨养正，湖北随州人，淞沪抗战时是中国守军88师524团的排长，在四行仓库抵抗日军，他是最后离世的“八百壮士”。我在他人生的最后5年与他有段交集，他给我讲述了他的人生。

从四行仓库撤入租界孤军营后，在1938年淞沪抗战一周年之际，他们在四周满是太阳旗和米字旗的孤军营中升起中国国旗，引来租借方干涉。他们拼死护旗，70年后我还能看到老人手臂的刀疤。租界方把军官们抓走后，一个乔装留下的军官号召大家绝食营救长官。后租界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以示声援，3天后救回长官。此后国旗被没收，由团长带领，每日“精神升旗”。后来我遇见当时一直在上海的老电影家沈寂，向他求证孤军营绝食救长官之事，沈老连声含泪说是，说他自己当年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在苏州河对岸观战。

1941年租界被日占后他们沦为战俘，他们其中一群被押至安徽挖煤，伺机逃出时有一战友被追击日军射伤倒地，而他们只能含泪狂奔无法相救。后来，他们被新四军所救，再遇战区收容，所有未负伤战友换上军装重上前线，从此再无音讯。

他们三个伤员为回陪都重庆，风餐露宿，乞讨步行三个月。在重庆伤残军人院时，杨养正与一个赵姓姑娘相识相爱，但坚持不完婚，因为日本人进攻贵州独山，离重庆一步之遥，他不知哪天要重回战场，不愿给姑娘留负担。1945年8月16日，胜利日的次日，他们终于完婚。之后赵姑娘照顾了这个清贫伤兵65年，每次我去探望，抬头看老太太时，她的眼神总在老公身上。

2005年，因《东方早报》的报道和牵线，我们相识。作为当年上海难民的后代，我提供些生活上的帮助，也每年去重庆看他。有天我发现他家人把我儿子的照片放在屋子中央，还在相框上扎了个小红花。老人家走的那天我去相送，回忆起来，他从没一句豪言壮语，也没一句对命运的抱怨。

很少有优秀公司是一帆风顺的，做企业总会遇到各种困难，资源不足，甚至是濒临绝境。而我们资产管理行业又是最强调长期主义的，这需要创业团队有长期坚韧的力量，以及对责任的承诺。每次遇到让我想放弃的困难和坎，或迷茫无力时，想起这位相识老兵的一生，总会增加力量，坚定走下去的勇气。

飞行器

我曾是航空模型的国家二级运动员，中学时把所有的假期和周末都放在航空模型上。我酷爱飞机，手上至今还有螺旋桨和制作工具留下的伤疤。在我办公室存放着莱特兄弟的照片和签名，两兄弟和他们的飞行器牵引着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飞行是人类自古的梦想。从古希腊、达芬奇、中国人万户，到近代的法国和德国人，都在为之探索，甚至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莱特兄弟原来是做自行车的，从小对飞行有浓厚兴趣。在大量前人理论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得出一个和当时大众相反的结论：飞上天是常识，人类一定能完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