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社区不到一年时间，龙华区民治街道大岭社区党委书记邓惠丽直言，在这里已经有一种家的感觉。但家的感觉并非与生俱来。面对13个花园小区、1个城中村，如何兼顾社区工作和疫情防控，是她初来乍到时最头疼的事。

好在，随着“社区丈量”行走计划的开展，邓惠丽找到了一条凝聚人心、寻觅共识的治理路径。从城中村到商圈，从居民到物业公司，她脚步不停，发现新问题、激活新资源、链接新朋友，不断探索着基层治理的最大公约数。

终于，信任的种子结出了美好的果实。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疫情防控，越来越多的居民挑起了担子。邓惠丽欣喜地发现，社区治理从“你们的事”变成“咱们的事”，就在行走之间。

点对点接触居民，能提升治理颗粒度

南方日报：一直以来，基层已经有书记茶话会、居民议事会等抓手，现在又强调社区书记要“丈量社区”，你个人认为必要性在哪里?

邓惠丽：首先要明确，“社区丈量”行走计划是针对社区书记的，要求我们到实地了解情况。虽然我们已经不缺渠道、平台去和居民沟通，去获取居民的信息，收集他们的诉求，但作为社区书记本身，和居民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为这些平台大多不是针对居民个体的，而“社区丈量”行走计划是点对点接触居民。

例如，我来到某一个居民的家里，我能很直白地看到他的家庭情况，也能和他的家人交流。这对一个社区书记来说，是个倾听居民心声的好机会，能够真正构建起与居民之间的联系。

另外，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是没有尽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书记亲自去走动，是一个更加精细的治理方式，用脚步提升治理的颗粒度。比如在接触当中，也许就可以靠这一个人、这一户人家，了解更多有关周边的、过去我们并不清楚的信息。

当丈量获得的信息累积到一定程度，会逐渐形成一幅拼图，可以看清社区治理的痛点、难点，可以看到社区蕴藏的资源，这对基层治理来说，又能起到一个总结的作用。

解决问题是一个链条，而行走是前哨

南方日报：你的“社区丈量”行走计划有没有大致的规划?希望通过丈量，了解社区的哪些方面?

邓惠丽：我觉得“社区丈量”行走计划必须和目前的重点计划结合起来，要围绕着想先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或是想了解社区的哪些情况开展。换句话说，我丈量的是现有工作和治理体系中的弱点。所以我一开始的行走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首先丈量的是城中村。我们的社区里只有这一个城中村，却是治理的“硬骨头”，大部分的力量都倾注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本地人、外地人混居的城中村，外地来深人群、困难人群比较多，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管理也比较混乱，特别是市容市貌、疫情管控两方面。尤其是2022年以来，一直在抓疫情防控，没有那么多机会跟居民交流，大部分工作都是单向的，我也渴望居民能够参与进来。

所以我重点拜访了城中村商户。目前的白名单管理对商户的影响是很大的，只要个人受到影响，家庭肯定受到影响，我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去了解他们对社区治理工作的认识、建议，看看我们能在哪些方面帮助他们，看看他们能用怎样的方式来支持社区。

南方日报：你的行走是和基层治理的盲点、痛点结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解决了哪些具体的问题、获得了哪些新的认知?

邓惠丽：解决问题是一个系统、一个链条，而行走是发现问题的前哨。丈量计划的价值就在于一定要去行走，只有到达现场，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面临的问题，这个价值是连贯的。

比如之前的疫情防控工作里，场所码扫码率低给流调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为什么扫码率这么低?我们去拜访商户才发现，场所码一般贴在门口，个体户人手不够，不可能专门留一个人在门口关注扫码情况，全靠顾客自觉，这是城中村普遍存在的情况。

所以我们把场所码跟付款码放到同一个屏幕上，场所码的下一屏才是付款码。这样付款的时候必须先扫场所码，才可以扫付款码。一是可以增加场所码的扫码率，堵塞防疫漏洞;二是减少商家引导顾客的人力成本。

行走会延伸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张力

南方日报：走了这么久，你觉得“社区丈量”行走计划与现有治理体系之间怎样相互促进，能为你带来什么?

邓惠丽：我觉得这个计划给我带来的是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参与度。行走社区一定会延伸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张力，给予你想象以外的一些收获。

说实话，在我到这个社区之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疫情防控。所以我觉得必须链接所有的力量，让他们参与社区治理，这是我们的事，也是他们的事。行走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链接力量的方法。

从2022年1月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得到了不少社区企业物业的捐赠支持，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在平时的行走之中和企业物业构建起了一种关系。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们也会重视解决。比如我们建议一个人口比较多的花园小区自己添置电子哨兵和闸机，物业公司很爽快就同意了，自己花十几万元加固了防疫关卡。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管理难点，但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