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汪同三:经济模型的意义宛如海岸边的灯塔
时间:2022-12-23 00:00:00来自:第一财经字号:T  T

令人惋惜的今年,不少社会贤达离开了他们热爱的祖国和舞台。12月22日,壬寅冬至,我熟悉的著名数量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汪同三,也去了天国,年仅74岁。在他的学术报国生涯中,有许多个“第一”。如,中国第一批数量经济学硕士之一、中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博士、参与搭建第一个由中国学者设计的中国经济模型、第一位获得总理基金资助课题的经济学领军人物、第一批课题成果为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所采纳……

祖籍湖北蕲春的汪同三,1948年生于南京,长于北京。他在北京就读高中时期的理想是当个化学家,但不久作为知青在内蒙古草原度过六年光景。在内蒙古,他计算过羊和羊毛的产量与产值,但越算发现牧民们越穷,同步的集体收入也没有增加多少。这是他作为著名经济学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时,和我谈到的其恢复高考后再求学期间的择业初衷。即劳动既然创造价值,那能否真正变为可支配的社会有效财富?

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困扰很多基层干部和一般研究者的思维局限。同时期,经济要发展就得上大型基建项目;如要脱贫就修路、要致富建机场、要外汇造港口等简洁明了的口号,就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干群共识,而成为新型的摩崖石刻。但是,整个八十年代一直到1995年的这一发展时期,物价是个中央和省部级政府都得高度重视的维稳大课题。而基建项目一旦连续二、三年地年度性铺开,在第四年就会引发物资和运力紧张,同时基本物价上扬,城市居民甚至直接会感到菜篮子的压力;随即不少工程就得被迫下马或中止,这样又导致了烂尾楼或半拉子工程的尴尬局面。能否有一种相对科学的决策手段,避免这种局面呢?

我国是1996年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为指导思想的,之前都是以计划经济思维来指导建设规模和社会需求配置。我当时已知的是:为了避免宏观经济荡秋千的局面,当时的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现国家发改委)就特别需要某种数理经济模型来指导全国一盘棋;如同重大战役演习的沙盘(现为电脑推演)。这种数理经济模型的理论基础是钱学森的系统论和控制论,就是某项特大工程的成功所必须得到保障的充分条件一一列出;这些条件或函数化或几何化,曲线或图标之精确比肩火箭发射之元素标配。当然,还要测算出小数点后的收益!

我对于这种数理经济模型的功能设计,最初是将信将疑的。汪同三却特别持有热情!早在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阶段求学时,汪同三开始接触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无意中开始储备“比数学家更懂经济,比经济学家更懂数学”的数量经济学知识。毕业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组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下称“数技经所”),他成为我国第一批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汪同三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之后除在某企业历练半年外,就始终任职于数技经所。在这个他贡献了全部精力的舞台上,他作为骨干推出第一个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参与国家科委重点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198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作为“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和第一执笔人,推出我国第一本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多次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起草。

汪同三曾经用一个词来描述数量经济学的精髓:“均衡”。具体而言:“数量经济学就是通过数学模型,综合各种经济要素搭建一个合理、均衡的框架,使整体经济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达到平衡、协调。它既可以对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作出评估,也能对未来经济变化进行合理预测”。值得指出的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汪同三和他的同事们受到了美国数量经济学家们的启迪。尤其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克莱因,因创立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分析的计量模型,并通过计量建模分析宏观政策效应而获198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克莱因还倡建和主持了迄今规模最大的世界经济分析、预测模型LINKPROJECT,把世界各个国家的模型连接到一起,研究一个国家出现的经济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环境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而克莱因团队的成果,也就成为了世界银行年度报告的主打内容。

1987年,汪同三所在的数技经所投标承担了国家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次在国内采用了“大道模型理论”,设计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道模型体系。汪同三是这次自主原创模型的主要设计、研究和分析者之一,这是他对国家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最直接贡献。汪同三后来解释说:所谓“大道模型理论”,核心观点就是:从出发点到目的地,从距离上看是直线最短最近;但真正走起来,却不一定最快。因为直线可能是山间小道,也可能是森林腹地,或泥泞崎岖,或方向易偏。高速公路距离虽远,用时却少得多。而寻找‘大道’,就是要找出经济长期增长的高速公路,能够以最佳效率奔向目标。在中国,这条道路的关键是结构,包括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的强度和进度。如要“实现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怎样凭借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汪同三的课题,显然是个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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