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现代化是今后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发展主题。实现这一目标的大前提，是我们要共同维护一个正常的发展环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无疑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但越是如此，越要看清楚发展的总目标、主航道，不畏浮云遮望眼，一心一意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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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疫情不寻常。结局终归是正常。

最近各地纷纷放松疫情防控，即使被感染，也从过去“谈羊色变”变成“类流感”，不少人甚至说“早晚都得阳，早阳早好”。

我本人也中招了。上周三(12月7日)在外吃完晚饭回到家，感到有点累，周四一天浑身无力，傍晚做了核酸(第二天早上结果阴性)，晚上发烧到37.5度。我基础体温低，这点温度已经颇不舒服，感到冷。周五不烧了，但傍晚测抗原阳了，晚上喉咙痛，周六下午渐轻。之后就基本正常了，只是精神没有平时好，有点痰和轻微咳嗽。

15日早上测抗原，我已经一道杠了。

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阳了一批，而且基本是全家阳。不过没有特别严重的。总的感觉是和感冒比较像，但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特征。

对防控政策的放开，我举双手赞成。有人觉得更早一些放开更好，也有人觉得准备得更充分一些再放开更好。但所有人都觉得正好的时刻其实是不存在的。大判断最重要。面对奥密克戎的特性，放开而不是严防死守，就是大判断。绝大部分人在感染后主要靠居家隔离、服药、休息就实现了正常，这一事实也证明放开是对的。

我相信，此轮大感染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正常化将真正开启。

何谓正常?合乎常识、常理、规律就是正常。虽然不感染最好，但感染也是正常的。莫把寻常当异常。如果面对奥密克戎这样贼难防、危害又轻的病毒，还要继续严防死守，为难自己，那才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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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放开，比很多人预计的都早，一些地方确实没有做好准备，对一些家庭也形成了冲击。比如有百姓打120却等不来急救车，有的该住院的老人住不进医院，北京这样的首都都市也出现了买药难、送药难。

从道理上，中国的布洛芬原料药、对乙酰氨基酚原料药的生产能力很强，根本不应该缺药。问题是，之前为了防止感染者自己治疗，对感冒药退烧药一直限购，不能随便买，要实名登记、跟踪，导致药厂纷纷自限产能，家庭也备药不足或已经过期。现在一下子放开，政府征购，家庭需要，需求翻了N多倍，纵然企业加班加点，奈何准备不足，大规模上量还要一个过程，于是造成紧张。加上物流堵塞，运也运不到。

之前限购乃至禁售感冒药、退烧药，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但当时，这样明显的不正常却无法校正。因为我们习惯了为达成眼前的某一紧急目标，搞“运动式”的层层加码，极限施压，不惜打破常态，牺牲正常秩序。

而真正应该脚踏实去解决的问题，我们往往又缺乏耐心和实干，总是靠危机爆发才长一次见识，一旦伤疤好了就又忘了疼。

记得2003年SARS暴发时，中央就提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希望使防治非典斗争成为改进工作的一个重要契机。将近20年，很多问题依然存在，基层诊疗体系依然薄弱，不少相关问题在三年新冠疫情中又暴露出来。

SARS危机时我还在广州工作，采访过钟南山院士。当时世卫组织对广州防治非典给予了很高评价，钟南山说关键靠两条，“一个是我们尊重事实，相信自己的眼睛;二是及时总结，发现规律”。

钟南山特别不喜欢空谈，当年他在广东参加两会，看不惯有些发言，有一次忍不住说：“现在大家的发言，8分钟是肯定和表扬，2分钟是自我表扬，最后1分钟提点问题，而且还鼓掌，我一直想，鼓什么掌呢?”2003年央视《面对面》采访他，主持人王志问：“你关心政治吗?”他脱口而出：“我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

三年疫情，特别在今年，一些经常在屏幕上亮相的卫健专家，到底有没有尊重事实和规律?假如没有，这样的“政治”能算得上正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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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密克戎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但回望过去的三年，由于很多地方过度过久的防控，以及围绕如何防控进行的争斗与无奈，却消耗了我们大量精力。很多市场主体的命运备受影响，很多朋友圈因此撕裂，很多人的思维也在不知不觉中刻板化了。

不仅是疫情，还有俄乌冲突等不少问题，近年来都让我们空耗了很多时间，相互蚕食或对峙，而结局并没有离真相和共识更近。相反，“后真相”愈演愈烈，真实的事实、逻辑在信息传播中被常态化忽视，对事实的扭曲甚至伪造(所谓P)，以及刻意的情感煽动，则俯拾即是。

尤瓦尔·赫拉利说：“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后真相时代：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被蒙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实。”在这一年快要过完之时，我突然有一种疲惫感：人与人之间还可能走得更近、相互倾听、设身处地吗?还有多大的可能性重建共识?当每个人都有一种固守的正确，而且把正确变成一种攻击型武器，这种正确到底是不是正常?

其实，我们也很难一概而论，到底什么样的决策、决定是正确的，但如何做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