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后”阿伟自2021年春节被迫裁员回家后，也成为了“候鸟打工人”——工厂临时工，几个月一换，全国各地奔波。

今年5月份，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阿伟，那时的他因春节前被迫“裁员”后，几次进厂都不顺利。5月18日，跟随劳务派遣中介从老家去了深圳某电子烟厂面试，但最终因人数招满而再次返乡。

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向东部沿海地区源源不断输送了一批批工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93亿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阿伟就是打工大潮中的一员，但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诸如阿伟这类农民工下岗再就业问题渐显。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明确促进农民工及脱贫人口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以稳定就业大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进入12月，第一财经记者继续回访阿伟，并且采访了多位在制造业工厂生产一线的“候鸟打工人”和一位回乡创业的工厂老板，听他们倾诉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去留”故事。

阿伟：至少年底回家有个交代

5月20日下午4点，阿伟得知他报名的深圳某电子烟厂已招满。介绍他进厂的中介领着剩余的二十多个进厂未成的工人，暂时来到工厂附近的旅社休息。

自从2021年春节下岗在家，阿伟已经有4个月没有收入，其间跟着劳务中介去了好几个厂，但最终因人数已招满而进厂无果。

“房贷怎么办呢，每个月的房贷迟一天给都不行啊。”阿伟母亲说。

在进电子烟厂失败后，中介又接连带他们去了其他几个厂报名，但不是已满员就是低工价，最终无果。5月底，阿伟跟着中介的大巴车，又回到了老家。

“我们也没办法，不能全怪中介，今年工厂事情不好做，大家都知道。”阿伟说道。除了耽误了几天时间，阿伟夫妻这趟出门，还搭上了来回的800元车费。

一直到8月，阿伟才顺利进厂。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阿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今天刚办好了入职手续，工价和岗位还可以，就是中介安排的宿舍离厂里比较远，早上需要乘坐近40分钟厂车才能到。干三个月如果不走的话，还有机会转正。”

据阿伟后面介绍，这次进的是厦门一个小家电厂，主要生产电动牙刷、咖啡机、小电饭煲等。他所在的流水线主要工作内容是打螺丝，18元/小时，下半年加班多，一天能做15个小时。而他老婆则在另一条包装流水线，薪资和上班时间一样。

10月份，阿伟说，“上个月我们俩加起来收入有1.4万，我妈听到后，可开心了。”

“厂里包吃住，我们夫妻单独租了一间房子，400元/月，中介补贴200元，所以我们基本上每月的工资都能存起来了。”阿伟说道，“厂里上班就是这样，我们都是靠时间长来换取更多的工资。”

11月中旬，阿伟在厂里上班满了3个月。12月，记者再次问及阿伟是否已转正，他表示，厂里还没有发转正通知，现在厂里还有活儿干，愿意做的可以继续做。但对于明年的去处，阿伟心里没底。从8月进厂，阿伟夫妻现在已经收到了近4万的工资。“年底回家，至少有个交代了。”阿伟说道。

夏兰：今年进了4个厂

70后的夏兰也属于“候鸟打工人”一族。

到12月，夏兰在浙江某坚果厂上班已有2个月了。据夏兰介绍，10月初，与老乡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个坚果加工工厂上班。“双十一”和“双十二”正是这个工厂的出货旺季，为提前备货，10月份工厂共招了五六十名临时工。

“这个厂不大，一百多名工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临时工。最近刚刚赶完了‘双十二’的产品，现在加班没那么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家过年了。”夏兰向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按照此前赶工的时间算，夏兰每天8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中间仅有1个小时吃饭。上班时间是白天和晚上两班倒，每个星期换一次。“现在没那么多活儿了，晚上六七点就下班，就忙了不到2个月。”夏兰说，自己上了50岁，工价高的工厂进不去，只希望多加点班。这个厂的工价是15元/时，加班多的月份一个月能有6000元的收入。

夏兰并不是一直都在厂里上班。疫情之后，夏兰在老家的杂货店生意愈加不行，家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大学。坚持一年后，夏兰关闭了开了十几年的杂货店，也加入了打工大潮。

几乎没有外出旅游过的夏兰，经过这两年在不同地方进厂，已经去过全国十来个城市了。“湖北仙桃，浙江杭州、宁波，江苏苏州、南通，上海，北京，福建厦门、莆田，广东深圳、韶关、惠州、中山……数都数不清了。”夏兰说。

今年6月初，夏兰从浙江杭州的一家生产核酸检测相关产品的医疗厂辞工回家，这是夏兰待过时间最长的厂，待了近8个月。6月份厂里处于淡季，于是和老乡们一起打报告辞工回家了。

回家没多久之后，夏兰的部分工友开始在家里务农，而她又开始张罗去其他工价高的地方进厂。在来坚果厂之前，今年还去了浙江的月饼厂和福建莆田的鞋厂。

华仔：出去还是回家?

80后华仔一直在县城的制鞋厂上班，但是今年厂里的效益太差，一个月3000元不到，对于年近40的华仔来说，根本不够支撑家里开销。华仔告诉第一财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