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分割

进餐厅就是为了吃饭的。可是进餐厅的体验并不仅限于碗中物的色香味。在餐厅的桌子上，我会看到“光盘行动浪费可耻”的标识，想到“光盘”一词源于的词语谐义，想到光盘这种几乎被淘汰了的东西，想到闲置不用的光碟机和旧电脑里缓缓伸出的光盘托架;在“光盘行动”旁是对“公筷公勺”的宣传，“公”字中的那一捺变成了红色，强行表示那是“公用”的一笔。为什么要推行“公筷公勺”呢?于是又联想到环境保护，想到一片片倒下的森林，想到堆在一起焚烧的无边的垃圾场，想到一些人愤怒的表达和另一些人不屑一顾的冷眼。那“公筷公勺”的标贴纸溅了无数次汤汁后几乎看不清了。

在某一时刻，堆积在空间里的不只是事物，还有符号，符号不只是载体，还是和其他事物、其他符号和载体的组合;每一个人对这些对象的接受和无视也都参与了这些组合，他们的参与又被别人看到或无视。人来到一个空间，做他来到这里要做的事情——吃饭、购物、穿行、参观、路过……离开的时候已粘连了无穷无尽的碎屑;他可能出现在了另一个人随手或是有意拍的画面里，他会成为民间社会正常活动的一部分;当然，那些专事研究和解释肉眼不可见的事物的人会说他携带了怎样的微生物，把它们释放在了那里，又带走了一些别的。

我常常会产生奇怪的失真感——特别当一次，在一个小城的早餐店里，看到墙上挂着的卫生评级是一个红色的哭脸，而店堂内照常众客穿梭的时候，我忽然感觉一切都不是真的。又或者，只要把我的大脑卸除，一切又都会成为真实的。大脑总是情难自已地要尝试把握一切，而每一次尝试都以愤愤作罢结束。

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在考虑这一点的时候，我不得不要把“真”和“实”分开看。实是实在，比如说，我们已经把空气、时间、病毒和互联网都看作是实在的东西了，尽管我们往往忽略它们，就好像我们也把政治、社会、物流和新陈代谢看作实在物一样;而“真”者则未必是“实”的。当“实”的东西过多，多到在同一时刻、同一“当下”集体向我的感官施压的时候，我宁可将其看作统统都是不真的，认可它们为真，就相当于陷入自我认知的过载。

布鲁诺·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是本很难评价的书，整本书的立论前提，似乎是不把任何事物轻易视为“不真”。这是一篇发表于1991年的宣言性的长文，那时候，报纸杂志仍然是一个人智识化的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拉图尔揭示了报纸上存在的一个信息的“杂合体”：

“科学、论著、文化、宗教和地方事务，报纸的这些版面仍然保持不变，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反常的事情。最微小的艾滋病毒，将你的注意力从性转移到不省人事者，接着又转移到非洲、组织培养、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旧金山，但是分析人士、思想家、记者和决策者将会把病毒所追踪的这一网络切割成很细微的薄片，于是我们就只会发现单独的科学、经济、社会现象、地方新闻、情感和性。按下再无辜不过的喷雾按钮，你可能开始你的南极洲之旅，接着可能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里昂雄伟的山脉、惰性气体的化学反应，紧接着还可能到联合国，但是这一脆弱的线索也可能会被分割为诸多琐碎的片断，就像真的存在着诸多纯粹的学科一样……”

拉图尔讲到的是一种无限的分割，无限的细化，谈论每个情况，每种现象，每一事物，都会牵涉到许多专业，许多专门的术语概念，而它们又在报纸上并置，充满了一个个版面，互相争夺读报人的注意力，而读报人则以“浏览”对待之(说起来，互联网搜索器Explorer明明是“探索”的意思，将其翻译成“浏览器”大概也是为了减轻人的认知负担)。在这段话的末尾，拉图尔说，读者可能会以为这种“杂合体”将我们的世界编织在一起，而分析家的回应却是“假装它们都不存在吧”。他们已经用一把利剑将戈耳迪之结斩断。

“分析家”是聪明人，建议人们主动忽略之。可是拉图尔说他要把这个“戈耳迪之结”再接回去，从积极意义上讲，这是哲学家的使命感所在，想要挑战最难的智力任务，如同数学家要以生命为耗材去推敲那一个个“猜想”，哲学家一直要及时地分析人的处境和产生的新事物、新体验、新感觉;但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拉图尔是够自负的，他要处理这一大堆混杂的东西，告诉人们该如何认识“杂合体”。在他开始哲学研究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网络”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被每个人挂在嘴上、也在观念中默认的实在物，他费了一番力气，从报纸上的“杂合体”推理出了一种网络的存在;他先总结前人或同时代人对这个杂合体的处理(主要是E.O.威尔逊、布尔迪厄以及雅克·德里达)，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自己的论述，几乎与此同时，他又由此快步地迈向对“现代性”和“现代人”的分析。

人类学的视角

在这种种主题之间识别拉图尔的思路是一件十分困难，而且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的感受是，这位理论家的理论工具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网络，使用的术语，思维推进的习惯，包括行文特点，都构成了一个令人却步的壁垒。但有一点是可以辨识的，那就是，人类学的视角在他这里很是关键。

人类学擅长陌生化地看待人类社会，把纯人造的事物(及其形成和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