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战略日渐走深走实，各地城镇化发展格局也在顺势推进。

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人为核心，重在推进城镇协调、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城市群、都市圈成为重要依托。近年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持续推进，城市群与都市圈间基础设施、产业分工、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也愈发强调共建共享。

同时，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也在进一步开拓，提升核心城市竞争力与辐射带动能力依然是部分地区的重点工作。近年来，“强省会”阵营还在持续扩容，包括江西、甘肃、山东、湖南、福建、广西等地在内，不少省份将提升省会城市综合实力和承载能力作为今年乃至“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任务。

多位专家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群发展与“强省会”战略虽有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等不同的出发点，发展路径也有所差异，但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最终都是要辐射带动周边区域更加协调发展。而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省会城市谋“强”更应注重内生动力，避免盲目谋求外延式壮大以及“一家独大”的发展模式。

“‘强省会’内涵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要通过省会能力的提升来辐射带动全省发展，对外则要实现更大范围之间的产业协同，甚至在全国全球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认为，“强省会”与都市圈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省会“强”要能兼顾内外两方面的发展需求，在更大范围内提升城市竞争力。

“强省会”阵营持续扩容

在充分发展促平衡发展逻辑下，“强省会”阵营仍在持续扩容，多省将“强省会”战略写入“十四五”规划等重要文件中，部分地区还出台专项政策支持“强省会”发展。

如江西省“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要实施“强省会”战略，增强南昌核心主导功能和辐射带动能级;贵州省则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支持贵阳做大，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贵阳城市经济首位度提升到26%以上。

此外，甘肃、福建、广西、山东、云南等地也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实施“强省会(首府)”战略或提升省会城市各项能力;包括江西、福建、贵州、湖南等省份在内还出台了专项政策推进“强省会”战略。

对于“强省会”阵营持续扩容的原因，多位专家认为是各地出于提升省会集聚与辐射能力，进而提升省会乃至全省竞争力角度出发进行的部署。相对都市圈平衡发展目标，“强省会”更多应从竞争力目标来理解。

“一般来说，目前提到的‘强省会’指的是某一省份的省会无论在整体经济体量、产业机构，还是在产业链乃至人才、公共服务、科教文卫等诸多领域在全省之内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王鹏认为，“强省会”战略的提出，意味着省会城市无论是行政级别、资源调动能力，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将对全省发挥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目前就我国实际情况来说，很多省份在多个城市同时均衡开发方面存在一定难度，会选择先以省会为核心发展。

“一般是省会首位度较低的省份会提‘强省会’战略，主要还是着眼于提升省会竞争力。都市圈则更加强调对周边的辐射带动，强调与周边一体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弱化中心的。”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表示，“强省会”的出发点是提升省会聚集度，以提升省会经济、人口等各方面聚集能力为直接目的，主要是在省内发挥作用;都市圈则在全国范围发挥均衡发展作用。

“强省会”注重充分发展逻辑在各地相关战略中也有所提及。如甘肃省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强工业、强科技、强省会、强县域行动，以充分发展促进平衡发展，推动各方面工作取得新突破。

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

实际上，除提升自身竞争力外，在城镇化发展提质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中心城市发展壮大仍发挥着重要动力源作用。

国家“十四五”规划进行相关部署时，中心城市作用即被多次提及。如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开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其中明确要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为重点，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带动全国经济效率整体提升;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强化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等。

“一般来说，都市圈中的中心城市越强，都市圈辐射面就越广，形成的辐射带动能力就也越强。”陈耀表示，我国部分都市圈是以省会作为核心城市的，在此情况下，省会城市的能级大小，聚集、辐射、带动、引领等各方面功能的强弱就会影响着都市圈的辐射面。

“强省会发展模式的实质是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发挥其在人口集中、产业集聚方面的龙头作用，尽量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产业研究与规划专家史一哲认为，一般而言，随着城市规模从小到大的发展，在发展的中前期的相当长时间内，会出现明显的规模经济效益，城市规模越大、产业集群实力越强大、人口和人才越集中、创新能力越活跃，越能够吸引更多的经济发展要素集中，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

“没有一个足够强的省会作为经济、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