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20多年前被父亲推向了义乌市场，张吉英不会有如此的光景——在义乌国际商城坐拥5家门店，自有的雨伞品牌在100多个国家注册，每天向全球卖出7000多把伞，就连欧洲的报刊亭也常常出现这家来自中国义乌的品牌。
从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到后来自学了英语和阿拉伯语，从当年站在小板凳上守着一米柜面的篁园市场，到现在打通了两间店面做成宽敞的设计展示厅，并拥有充足待客空间的国际商贸城，张吉英完成着个人与企业的蜕变，也见证着义乌市场的变迁。
从1982年建成“第一代”仅有几百个摊位的“露天市场”开始，到现在的国际商贸城，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5代变迁11次扩建，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发市场——至2021年底，中国小商品城营业面积达640万平方米，摊位75000个，年成交额1866.79亿元。
进入不惑之年的义乌市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创造了大量“无中生有”的奇迹，如今也有了更清晰的思路和方向：从单向的卖全球到双向的买全球卖全球，双循环的新格局下，义乌正在帮助深耕义乌的外贸企业以及涌入义乌的年轻人实现买卖全球的传奇。
义乌凭什么?
地处浙江省中部，既不沿边也不靠海的义乌，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资源禀赋。但也正是这样的基础，义乌迎来了1982年的关键拐点。
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宣布将于当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也成为“政府力量恰到好处”的历史性见证。
作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书记提出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为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大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政策与法理基石。
除了恰到好处发力的政府力量，在市场化改革中受到鼓励并被充分包容的民间力量则是回答“凭什么”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作为外地人，张吉英说，义乌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很荣幸自己当年进入了拥有强大潜力和爆发力的义乌市场，“在义乌待得不想走”，希望自己的女儿、外孙都能一直在这里发展。
事实上，女儿张佳媛已经接过了母亲手中的伞业，并成为企业品牌化升级和外贸内销两条腿走路的主力。她说自己的童年就是在篁园市场度过的，从小耳濡目染，也早早生发了长大后和父母一样延续家业的想法。“义乌商城就像是根，我们在这里已经生长习惯了”。如今也已为人母的她，更是从孩子出生满月起，就把他们带到了市场，如此传承。
徐小宝是土生土长的义乌人，也同样是从小接受耳濡目染的义乌二代，并已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了义乌市场的生意。在他看来，不管是对于经商者还是创业者来说，义乌都是“天堂”一样的存在，规模大、产品丰富、链条完整，“我们本身就是义乌人，更没有理由放弃这么好的天然优势，而应该更加扎根、努力，把义乌好的产品推广到更大的世界”。
从父亲那代以内销批发为主，到现在以更强的设计能力和电商优势更自信地做着全球的生意，徐小宝在用年轻人的方式延续着父辈留下的“义乌精神”，积极地拥抱变化。
“空气中都飘着商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这些是境内外客商对义乌的直观评价。和生长于义乌市场的经营户一样，来自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采购商，同样是支撑义乌买卖全球的重要力量。
3个月前，乘坐全国首趟印度来华商务包机从印度回到义乌的洛基(VikrantJawharkar)，是把义乌视为“第二个故乡”的外籍采购商。从一开始只做中国出口的生意，到现在逐渐开拓进口生意，洛基的发展是义乌市场买卖全球转型的缩影——只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他如今的生意已经有40%是进口，60%是出口。
洛基的成功受益于义乌市场的开放和包容，也是本土化融合的生动体现——他不仅是义乌印度商人的牵头人，还在当地拥有深度的合作伙伴。作为印度来华商务包机的牵头人，为数千名印度客商开启印度专线的杜跃刚就是洛基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今年，他们两人一起参展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会”)，为加速的进口业务开拓更大的市场。提供供应链服务的同时，杜跃刚也在努力帮助中印双方的中小企业更顺畅地“走出去”“引进来”。
一个个鲜活生长的案例背后，离不开政策环境与在“有为”和“无为”中找到平衡的政府，也离不开持续完善和升级的软硬件基础设施。
现在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有多大?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如果你在每个商位前停留3分钟，每一天按照8个小时计算，逛完全部商位需要一年多的时间——400余万平方米的经营面积，约8万家经营户、30多万人的从业人员，几乎囊括了工艺品、饰品、小五金、日用百货、电子电器等所有日用工业品，是国际性的小商品流通、信息、展示中心，也让这里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之一。
除了市场的五代变迁，多年来，义乌市以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为抓手，全面推进贸易创新发展，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已推广到全国39个城市。与此同时，一路向西的义新欧，已经双向开行近5000列，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早期成果。作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