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避免未来产业形成热钱、烧钱的局面。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未来产业成为一些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布局重点之一。

近日，上海市出台《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瞄准“健康、智能、能源、空间、材料”五大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创新高地。上海提出，争取到2030年未来产业产值达到5000亿元左右。

超大城市中，深圳也于今年6月印发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到2025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过1.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要“形成一批引领型新兴产业集群，网络与通信、软件与信息服务、智能终端、超高清视频显示、新能源、海洋产业等增加值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优势更加凸显，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工业母机等产业短板加快补齐，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数字创意、现代时尚等产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合成生物、区块链等未来产业逐步发展成为新增长点”。

在相隔不足半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两大城市均提出要打造“未来产业集群”，地方政府应如何更好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推进产业集群建设?

“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产业集群化就是一种生产力。”中国城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城市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丁表示，我国既往的产业集群化现象并不显著。而到了以智能化和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未来产业时代，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已经形成内在黏连度极高的态势，任何脱离集群化模式的产业都很难在未来获得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面临产业集群化趋势的背景下，未来产业的产能跳升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意义。

地方角逐未来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提升现代产业体系竞争力”，是沪深两地官方带队发力未来产业集群的原因之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两地指导文件发现，两城提出的产业集群规划均聚焦于实体经济，并且多以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为目的。

比如，上海与深圳在未来产业集群具体规划上高度重合，包括生物医药领域的合成生物、细胞与基因、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技术;智能领域的区块链技术;空间领域的空天技术、深地深海技术均成为两个城市密集发力的重点所在。

“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上海、深圳等作为一线城市，在创新方面理应一马当先做好表率。”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城市实际情况来看，低端产业链已经不再匹配这些大城市，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依托不同的区位条件与产业传统，沪深在未来产业集群布局方面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例如，作为电子制造业传统强市，深圳在未来产业集群中针对机器人、精密仪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进行了密集的布局，其中包括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激光与增材制造产业集群、精密仪器设备产业集群等。

而上海则针对当下材料产业主体实力不强，新材料企业普遍“小而不精、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特点，在未来产业集群中提出要推动高端膜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技术研发突破及产业化。

盘和林表示，深沪两地是从自身城市定位出发，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竞争优势与产业特点。“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大量跨国企业在上海周边，其未来产业也要和国际接轨，要利用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和国际巨头在未来产业上加强合作。而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其未来产业主要围绕珠三角的产业链展开，做产业延伸，诸如VR/AR产业就是依托珠三角发达的电子制造业的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林兰也认为，长期以来，产业变迁与升级一直由发达国家所引领，我国正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向第四次产业革命进行转折的时期，发力未来产业集群也成为中国“弯道超车”，实现产业飞跃的关键时机。

“产学研用”联动未来产业本质上是技术高地、产业高地。因此，依托既有的高校学科专业、人才资源和科研平台，形成“产学研用”联动态势就成为培育未来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

盘和林表示，“产学研”与实际应用的深度结合，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企业缺少研发能力，可以通过科研院校的人才来补足，通过知识产权政策推动技术专利等研发成果向企业流转，让企业实现成果落地，结合应用将技术成果发扬光大。”

对此，上海在《行动方案》提出，要筹划组建一批未来技术学院，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成果展示与转化中心作用，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建设未来产业研究院。发展创新联合体，组建一批未来产业创新中心，加强前沿技术多路径探索、交叉融合和颠覆性技术供给。

深圳则提出，要强化创新支撑体系。发挥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整体效应，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