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财税政策近十年进行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厘清其逻辑与脉络或有助于市场理解当前政策、研判未来。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中央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是财税改革重点之一，对当前财税制度有深远影响中央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是近十年财税深化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增值税等税种、财税征收、央地分成等方面均有推进。十年来，税收收入从2013年的9.5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5.5万亿元，年均增长6.8%，为经济发展、政策发力提供了财力保障。财政资源统筹力度的加强，为结构性减税降费等国家重点政策奠定财力和制度基础；征管体制的优化也为政策推进、税收牵引等提供了保障。

财政资源统筹力度的加强，有助于减税降费、收支预算管理等政策推进。其中，“营改增”的税种改革降低了以增值税为主体的间接税税负，2021年间接税占税收比例为60.8%、相较2012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五五分成”等变化也稳定了央、地财力格局、为减税降费打下财力基础；而财税征管等改革从制度和技术上均加强了中央对财税资源的统筹，有助于收支预算管理的规范化、透明化。

央、地财政权责划分逐步明确下，中央对地方财力支持力度增强、结构优化财税收入统筹加强下，央、地财政支出权责划分的重要性凸显。财税改革围绕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推出基础公共领域划分清单等。从支出结构看，中央事权主要集中在外交、国防、粮油物资储备等领域，支出占比超六成；共同事权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社保就业等，相关领域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占比约30%；转移支付支持下，地方承担较多事权，在民生、基建等领域支出占比在九成左右。

随着财政权责厘清，中央对地方财力支持力度增强，重点体现在转移支付改革方面。2012年以来，转移支付持续加码及结构优化，增强了地方财政统筹和支配能力。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规模近同比增长18%，占地方一般财政收入比例为46%、相较2012年提升约3个百分点；从结构来看，2021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总转移支付比重达91%、较2012年提升超40个百分点。

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债务问题加快化解，地方“举债”逐渐规范化财税改革推动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的地方债务问题加快化解，同时规范地方举债行为。2015-2018年，地方发行近12万亿元置换债，将存量债务基本置换完毕；2021年起，隐债化解也加速推进，部分地区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

“堵后门”但“开前门”，地方债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撑；2015年以来，地方债净融资占政府净融资占比均在40%以上，2022年前10月占比抬升至83%。

存量债、隐债的“显性化”与地方举债加速，使得地方债务偿付和管理问题逐渐凸显。2015年以来，地方债偿付压力持续抬升，付息支出占地方本级广义财政收入比由0.4%抬升至2022年的6.3%。为此，相关应对政策陆续出台，一方面中央通过优化限额分配、探索政府偿债备付金制度等防范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地方亦通过强化资金与项目协调、加强支出回收管理等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率。

风险提示：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疫情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