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也因此，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这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对新时期中国人口新形势的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新方向。”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既表明了国家对生育大力支持的态度，更强调了生育支持政策需成体系。
近些年我国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推动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尽管国家已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指引，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但翟振武认为，这些政策的实施力度、执行程度和落实难度各不相同，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相关性和整合性也不尽如人意。因此，现阶段尽快构建一个整体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该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全覆盖、成长周期全覆盖、孩次全覆盖的政策体系，只有运用整体性思维建立符合中国国情、覆盖面更广、时效更长、全方位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才能切实解决中国家庭不敢生、不愿生的问题，使生育率得到提振，逐步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上来。”翟振武强调。
当前我国人口形势呈现哪些新特点?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包含哪些内容?未来体系建立健全的着力点应该在哪些方面?就上述问题，翟振武日前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幅度都非常大
2017年后生育率的变动体现了生育政策调整效应消失后的生育水平发展趋势，充分说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处在一个较低水平波动的时期。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出现了哪些新变化?从全球看，我国生育率处于什么水平?
翟振武：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在近几十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在近年来出现快速下跌。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且快速下降，至20世纪90年代初跌破人口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总和生育率始终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2000年以后，中国进入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生育水平长期保持低位，生育政策的作用不断减弱，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2010年之后，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数次重要调整，生育率阶段性回升以后，近几年回落并出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至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的历史最低水平。观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2017年以来，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出现了快速下跌，到2020年的短短3年时间里，总和生育率由1.88下降到1.3，如此剧烈且突然的变化是比较罕见的。
从中国过去10年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看，受生育政策调整和生肖偏好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在2012年、2014年、2016~2017年出现小高峰，但如果刨除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进入下行通道。尽管2020年如此之低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关，但2017年之后生育率的变动也体现了生育政策调整效应消失后的生育水平发展趋势，充分说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处在一个较低水平波动的时期。
对比世界其他一些生育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幅度都非常大，总和生育率1.3这一水平比西方很多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还要低。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略高于这些国家才是符合逻辑的，然而，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却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近甚至比它们更低。这与中国独特的生育转变背景、过程、内在动因和转变机制有关，中国在生育率走低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在西方国家不曾出现的影响因素。
《中国经营报》：影响近些年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翟振武：生育水平受多方面影响，但近些年出现的一些新的因素推动了生育率的下降。
中国的生育水平发生如此快速且大幅的下降，与中国不断推进的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居民的宏观生育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住房制度的改革、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强、家庭养育负担的加重、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人口流动的日趋频繁、文化观念的快速变迁等无一不对中国的生育率变动产生影响。
过去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因素虽仍在起作用，但作用机制正在发生变化。而另一些新且强有力的因素开始涌现，并在生育率走低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住房成本快速上涨、家庭抚育孩子的全过程经济成本增加、教育焦虑现象蔓延、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女性面对“工作-家庭”的冲突、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使家庭对子女的养老需求降低、新媒体加速不婚不育观念传播等成为推动中国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