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增长极快速崛起，将对于释放我国经济发展动能带来重大影响。

中国区域经济根植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也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变化密切相关。

10月13日，上海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华杰在会上介绍，上海交通将主动先行，一方面积极建设全球领先的国际航运中心，不断增强上海面向国际、国内的辐射力;另一方面引领构建长三角一体化交通体系，全面融入国家立体交通网，支撑打造国内强劲活跃增长极。

“交通先行”的背后，是我国区域发展思路发生深刻变化。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到超过18%。与此同时，中国以城市群为主导的路径逐渐清晰，新型城镇化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综合来看，我国19个城市群集聚了全国70%以上的人口和80%以上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相对单个城市，城市群能够在更大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得中心城市和周边区域都能获得益处。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经济带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心城市不断地吸引外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强大的“内聚力”，使其发展更迅速、更完善;中心城市的技术、资金等迅速向周围地区扩散，使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扩大。再加上更大范围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入，周边地区的经济得到稳固并逐步发展起来，缩小与中心城市的差距，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起飞。

未来，在中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进程中，城市群建设将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1000个1万人的小城镇与1个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虽然城镇人口总数是一样的，但功能和地位截然不同。”秦尊文表示，城市能级提升的背后，是量的积累带来质的变化。

因此，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增长极快速崛起，将对于释放我国经济发展动能带来重大影响。

中国城市群的路径演进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正式下发，拉开了跨省城市群规划的序幕。

此后多地城市群规划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炉，直至“十三五”规划对中国城市群格局明确定调，重点发展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在内的19个城市群，从“一群城市”迈入“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思路逐渐清晰。

根据2021年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十四五”期间将分类推动城市群发展，“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全面形成，城市群承载人口和经济的能力明显增强。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内的五大国家级区域增长极，将担负起我国东西南北中五大经济发展引擎，共同引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此过程中，城市群的发展路径有相似之处。

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五大城市群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中心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形成现代化都市圈，再联动城市群，进而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比如，京津冀城市群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动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探索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有序疏解功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路径模式。

另一方面，区域发展战略将培育出强劲活跃的增长极。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这两大城市群发展迅速的底层逻辑，就是遵循城市化规律，践行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

例如，广东省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代表。江苏省则是充分发挥都市圈、城市群带动作用的代表。早在20年前，江苏省就在全国率先编制了苏锡常、南京、徐州三大都市圈规划。“当时每撤销一个建制镇，省财政都给予资金奖励。”秦尊文说。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十年间，随着城市群发展趋于成熟，一些不均衡的情况也开始显现。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平衡，一是城市群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另外，当城市群内部一体化程度较高，而其他区域相对滞后，还会产生城市群外部的不平衡。

在秦尊文看来，第一种不平衡在城市群的初期广泛存在，合乎城市群发展演进的自然规律。“因为任何一个城市群早期都会有一个极化阶段，即中心城市率先发展，的确存在‘一树独大’的问题;但在城市群一体化加速之后，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逐渐增强，虹吸效应就会减弱直到消失。”

相比之下，第二种外部不平衡的情况较为突出。不过，随着不平衡情况的解决，我国区域经济也将迎来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区域协调发展也将打造强劲活跃的增长极，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秦尊文认为，未来可以在五大一级城市群中，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内部一体化，加上沿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