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贾康先生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稳增长扩内需与投融资创新专题论坛”上的发言(厦门，2022.9.9)。
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和企业界的朋友，大家好!感谢会议的邀请，我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发言，题目是“稳增长、扩内需、优结构的有效投资及其机制创新”。
我们要积极贯彻稳经济大盘的工作部署和33条政策措施的组合拳，力求下半年对复工复产与抗疫清零的权衡做优化把握，使我们的经济增速比上半年明显提高，为明后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回复合理区间，打下尽可能好的基础。
我认为这个合理区间的量值，应该看高到5.5-6%这样一种经济学界一般认为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这也是为达到中央给出的2035“再翻一番”远景目标，在我们“十四五”期间应该形成的保障速度水平——要力求达到这样一个状态。这就特别需要在稳增长的努力之中，贯彻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内需优化结构的方针要领。
扩大内需，我认为应该特别强调中央已经明确表述的“有效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及其机制的优化。我愿意在此给出研讨中自己形成的六个方面基本认识。
第一条，是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虽然这两者都是扩大内需的组成部分，属于所谓“三驾马车”的之一、之二，都需要挖掘它们的潜力，但是从整个经济运行来说，投资却是源头——有投资才有就业，有收入，有扩大与升级的再生产，才有可持续消费，也才有作为第三驾马车的净出口。认为调动我国14亿人的消费潜力，中国的经济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说法，我愿意比较直率地说，这样的看法是陷入认识误区的。如果我们不抓好有效投资而只讲刺激和扩大消费，消费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样一种在政策取向上的认识误区，在实践中会很容易引致所谓“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这是有过非常典型的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教训的。
第二点，我的看法是投资加上其“有效性”，才能成就它的“关键作用”。投资虽然非常重要——我前面已强调它是整个再生产的源头，有关键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如果它无效了，那么就将是一种浪费损失。在这个表述上引述我很小时候就记得的一句话：“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种无效投资造成的浪费损失，毛主席曾经把它和贪污一道并称为极大的犯罪。我们要高度重视投资的有效性。在政府牵头安排的项目群中，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大方向与力度的安排、具体项目的选择(这涉及我们这些年反复强调的可研、绩效的事前评估)，以及项目资金的管理，施工质量的监理，以及运营、保养、维护——这些是在竣工之后仍然要延续的管理工作，等等这一系列环节，来实现它的有效性。这个具体的“绩效”概念之下，其实就涉及我前面所说各个环节连在一起、系统工程式的一个管控体系——我们在这方面，曾经专门写过论文，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把所有这些环节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掌握在一起，特别适合于我们现在所说，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来在特殊情况之下，要加大有效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优化。另外，还有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资：企业投资方面要特别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将“取势、明道、精术、择时”这些要领相结合，使企业在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中间，能够经受市场考验和检验，来实现企业投资的有效性。当然，宏观上就必须努力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积极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强调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我要说的第三个观点，是现阶段政府牵头安排的投资，在“有效投资”概念之下应该称为“关键的关键”。有效投资是关键，而在现阶段，经济低迷，企业信心不足，预期不好，政府投资的启动、拉动、引领和辐射作用，就非常重要。我愿意把它更直观地强调为是“关键中的关键”了。在学术讨论上，我们可以援引凯恩斯革命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提出者——凯恩斯本人他曾经在《通论》里甚至说到，在经济低迷、经济萧条的阶段上，如果政府来做出一种折腾式的事情(他举的极端的例子，是说把一些钞票埋到地底下多少米，然后再把它们挖出来)，看起来是无用功，但他说即使是这样，也比政府什么事都不做要更好。当然这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意思就是在这种低迷阶段，企业的投资已不可能产生多么大的支撑作用，非常需要政府作用的特定发挥。企业的投资低迷状态，当然需要扭转，但是你不可能“马不饮水强按头”，用行政手段逼着企业对一个个项目怎么投资，怎么取得贷款去做事儿，那是不可能有好效果的。必须由政府发力托高景气水平来引领这个局面。
第四点，是政府的投资首先要特别注重的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适当超前，应该总结为一种发展的规律。我们早已经写了这方面的论文公开发表。在现实生活中，这有争议，时间关系，我只能以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解放生产力，原来的基础设施明显形成了瓶颈制约，航空港(机场)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北京的“首都机场”概念，从它原来的航站楼开始，有T1、T2、T3之说，首先是T1的改造升级，以后发现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又有T2;有了T2还不行，没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