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旅》是一部宏大的著作。它利用了独创的“统一增长”框架，带领我们回溯智人走出非洲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作者奥戴德·盖勒认为，地理因素、迁徙进程影响着全球各个社会的文明和制度，并作用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巨型历史齿轮”，最终决定了各个社会和国家跨入现代文明的时机和方式，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

人类发展史显示，古人和早期现代人都在缓慢而持续地获得新的技能：熟练掌握火的利用，开发出越来越先进的刀刃、手斧、燧石与灰岩工具，并创造出艺术作品。把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这些文化和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则是人类大脑的演化。人类大脑的演化是人类独有成就的主要驱动力，这至少是因为它有助于实现技术进步，即采用越来越先进的方法，利用周围的自然材料和资源。技术进步反过来影响未来的演化过程，让人类可以更成功地适应变化的环境，继续开发和利用新的技术。这是迭代与强化机制，带来不断高涨的技术浪潮。

在整个历史中，类似性质的良性循环一再发生：环境变化和技术创新带来的人口增长，推动了人们适应变动的栖息地与新型工具;反过来，此类适应过程又增进人们改造环境、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这种良性循环是理解人类发展旅程和破解增长谜题的关键所在。

农业文明又被称为新石器革命。在数十万年极为缓慢的技术与社会变革之后，人类从狩猎采集部落向农业社会转型、从游移生活方式向定居方式转移的这一过程在几千年里就扩展至大部分的人类群体。对我们的故事而言，核心在于农业社会因为显著的技术进步而受益，这种情况延续了数千年。与狩猎采集部落相比，农业社群的产出要高得多，支持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农业社群相比狩猎采集部落规模更大，装备更先进，在各个大陆兴盛起来，最终取代和融合了非农业人类群体。而艺术、科学、写作与技术等领域的这些后续进步融汇在一起，预兆了文明的来临。

在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激发下，加上地理因素的影响，一场技术变革出现了：它改变了我们同环境的物质关系，包括更广泛地利用驯化的动物和植物。由此引发了社会与生物方面的适应性变化，两者都接纳了技术变革，并加强了对变革的依赖程度。最终正是这种循环作用(持续至今的基本力量)，促进了人口的显著增长以及对生存环境的掌控，把智人改造为地球上的支配性物种。

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了一种理论，以解释自远古以来导致生活水准相对停滞、让社会落入陷阱的机制。马尔萨斯认为，从长期来看，人类或许永远无法实现估值滑落，因为任何收获最终都将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食物剩余的时候，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准提升只是暂时现象。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因此或迟或早，人类的增长将消耗掉富余的食物，使生活状况返回到基本生存水平，社会将变得与开发技术创新之前同样贫穷。马尔萨斯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他之前的世界，但他对人类未来的悲观预测却又完全错误。

马尔萨斯的假说基于两块基石：其一是资源的增加导致人类有更多后代存活下来，这是源于生物、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繁殖倾向，以及营养改善带来的儿童死亡率下降;其二是每当生存空间有限时，人口增长就会导致生活水准下降。人口规模会通过两个机制对资源存量做出适应：正面抑制机制，当社会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生产时，饥荒、疾病和战争的频率将增加，导致死亡率上升;预防抑制机制，生育率在匮乏时期会下降。

可是讽刺之处在于，正当马尔萨斯完成他的著述、宣布在“贫困陷阱″将永远维持的时刻，他发现的机制却突然消退了，从停滞到增长的蜕变过程业已发生。的确，在所谓的“马尔萨斯时代”，也就是近期的巨大飞跃发生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中，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转化为更多和更稠密的人口，对长期的繁荣富裕无甚影响。不同地区之间的技术成就与土地生产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口密度上，对生活水准只有短时期的作用。

马尔萨斯机制确实揭示了历史进程中许多看似复杂的重大事件的根源。在新石器革命以后的年代，我们仍然可以从人口波动中感受到马尔萨斯机制的强大作用，往往由剧烈的生态、流行病与制度动荡引发。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杀死了大约40%的欧洲人，在人口密集的区域尤其致命。短短几年内，包括巴黎、佛罗伦萨、伦敦和汉堡在内的许多城市都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居民。但是在可怕的浩劫之后，农民们开始重新劳作，并发现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土地迫切需要投入更多人手，普通劳动者很快享受到了比黑死病爆发前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工资提高带来生活水准改善，随之生育率上升，死亡率下降。

很明显，在马尔萨斯陷阱的时代，既没有持续的过剩，也没有持续的短缺。新作物或新技术的出现提升人口增长，减缓了其对经济繁荣的促进，而生态灾难带来的长期经济破坏最终则会通过饥荒、疾病、战争等对人口的削减而逆转，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经济冰期。

盖勒教授称，他的统一增长理论能够覆盖整个历史时期的人类发展旅程，甚至可上溯到30万年前智人出现在非洲的时刻。该理论将识别和追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