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十大日程的确定，投资者的一大关注点，是今年以来不断上升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能在大会召开后有所下降。图1表明至少从最近四次全国党代会召开后的情况来看是缺乏定论的。但这并不表明从大会召开到次年两会公布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前，经济政策的走向没有经验可循。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梳理历次全国党代会召开前后人事的变动、出台的宏观政策、以及重要会议的内容，试图给出二十大后观察政策走向的三条线索。结合这三条线索来看，我们认为相比十八大和十九大，二十大召开后稳增长在执行层面有望进一步加强，但是大会及之后政策往往会由短期目标向中长期规划倾斜，这会导致在稳增长之外的其他诉求，今年值得关注的是共同富裕等构建内需体系的政策主张。

第一条线索是部委的人事更替，这涉及政策落地的效率。具体来看，根据部委领导的到位时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理想的情况是部委在党代会前到位，使得部委换届能与党代会换届相衔接。这有利于党代会后消除人事的不确定性，提高经济政策从中央到部委的执行力。次要的情况是部委的人事调整在党代会和两会之间完成。

相对不理想的情况是部委换届滞后于党代会换届，在两会前后才到位，此情况下，由于可能涉及后续的人事调整，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增加。

与前两届党代会相比，二十大的部委到位时间较为理想。十八大和十九大绝大部分部委到位时间集中在两会上，十八大前的部委到位率更是仅8%。而目前二十大的部委到位率高达42%（截至2022/9/2，下同），即已经有11位部委完成更换。主要经济相关部门的部委到位情况也比前两届党代会理想：工信部、住建部、人社部和自然资源部的新部长均已到位，而十九大前仅有发改委和住建部到位。

部委人事到位时间的提速，相较而言会有助于稳增长政策靠前发力。在同样面临稳增长压力的十八大时期，基建和房地产的发力部分对冲了经济的下行压力。而当前部委到位远好于十八大同期时的情况，后续经济政策落地的效率有望进一步更高。

第二条线索是大会前后宏观政策发力点的变化。一般而言，大会之后继往开来，宏观政策的重心会发生变化，比如从会议前的稳增长到更广泛的社会和行政改革，政策目标也很可能从短期向中长期倾斜，而这种变化对于短期经济的增长往往未必是利好：

十八大：从稳增长转向调结构和反腐，经济企稳出现反复。2012年经济在外需走弱和前期紧缩政策的滞后影响下继续走弱，增速破8。2012年7月、大会召开前经济工作仍以稳增长和扩大投资为主，但是十八大召开之后，政策重心逐步向调结构转变，这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现尤其突出。

除此之外，党风建设和反腐工作的重要性也被大大提升。12月政治局会议在经济工作之前提出“八项规定”，明确要改进工作作风、密切群众关系；2013年1月22日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总书记在本次全会上首次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

十九大：三大攻坚战，政策紧缩更加明显。2017年中国经济整体保持稳健，在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进一步聚焦改革和加大力度。

大会后11月17日央行联合4部门起草《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剑指金融拆弹，12月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直接的影响是导致经济的信贷脉冲加速下降，紧信用对2018年经济的影响由此开始显现。

二十大：对经济的重视程度会更高，但须留意重提共同富裕等中长期规划。今年稳增长的压力明显大于2012年和2017年，我们认为在二十大召开后，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避免出台收缩性政策的主线暂时不会变，但对于未来五年的政策规划也会更加明确，9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总书记关于构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讲话，其中“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被放在工作着力点的首位，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和促进消费可能成为大会及之后政策的重要变化点。

第三条线索是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与政策基调。从1997年开始，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均在同一年召开，而作为金融系统最高规格的会议，前者对于重大金融改革方向和政策的“定调”

显然会影响到党代会后的宏观调控。具体而言，我们认为这种影响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的时点；二是会议本身的“基调”。

金融工作会议提早召开有利于降低党代会后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这相当于中央在党代会召开前就已经对未来五年的金融工作定调，重大的金融政策往往会出现在随后党代会报告中，从而保持政策的可预见性。事实上，此前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4次均在党代会前召开，唯一的例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下的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然而，今年以来在房地产停贷和村镇银行暴雷等风险事件下，第六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至今尚未召开，预计要推迟到党代会之后。因此，相对于以往，今年党代会后金融政策未来取向的不确定性是有所加大的。

金融工作会议的“基调”也会影响到党代会经济工作的方向。这取决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