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乡村振兴千万带头人培养计划”第二期启动仪式暨第一课在北京大学举行，在第二期的第一课上，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帮扶专委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张平文分享了他对数字生态与数字乡村的思考。

张平文首先介绍了“数字化智能化”、“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态”等基本概念与发展现状，同时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和疫情期间的经济增长新引擎。对于数字经济当前面临的研究不足、难以评估等现实问题，他认为要构建“基础、能力、应用”三维度的数字生态评估尺度。谈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张平文认为：数字乡村发展要以人为本、要善于借力、要注重绿色与可持续、要重视文化传承，数字乡村发展的根本是人才，以及数字红利要在乡村中合理公平分配。

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数字化、智能化正成为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与社会治理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关键力量。同时，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也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举措。”张平文表示。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章，在其中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生态等做了详尽规划。

谈及数字化转型，张平文十分认同华为给出的定义：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深入运用，构建一个全感知、全联接、全场景、全智能的数字世界，进而优化再造物理世界的业务，对传统管理模式、业务模式、商业模式进行创新和重塑，实现业务成功。

为何要数字化?张平文认为，数字空间有高维、传输快、易改动、结构易优化等诸多优势，在数字空间里可以解决很多物理空间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数字空间信息传输快，相较于传统期刊，数字期刊更便于传播和阅读;数字空间有助于提升效率，美国波音公司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了数值风洞辅助飞机设计，使得风洞试验次数大幅减少;数字空间能帮助优化结构，孕育出了直播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此外，数字化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使得社会各方面的沟通、影响、控制能够触及更大范围，并且速度更快、实时性更好、成本更低。

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融合所形成的数字经济成为了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和疫情期间的经济新引擎。对比1988年到2020年间全球市值前十企业名单的变化，可以发现与数字化有关的高科技公司比重增加成为趋势。

随着数字浪潮席卷全球，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发展数字经济也已成为了我国的国家战略。直播带货、黑灯工厂等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数字经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影响着越来越多的领域，众多领域也愈发离不开数字经济。

要构建数字生态的评估尺度

当前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例如，利用知网主题检索功能可以发现，“经济”一词有600多万条搜索结果，而“数字经济”只有2万多条;“新一代信息技术”不到1万条搜索结果，要再加上“经济”一词就仅剩了1千多条。

与此同时，如何评估数字经济也成为了广受争议的话题。显然数字经济不能用GDP来评估，而如何进行评估、如何定义其广义与狭义的统计口径则成为了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难题。为此，张平文提出可以从生态的视角切入，以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三个维度，9个细分项来构建数字生态评估尺度。

在他看来，数字经济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密不可分。数字生态包括了国家和区域生态、产业和企业生态等形式。例如，欧盟属于国家生态，长三角城市群属于区域生态，而阿里系、腾讯系则属于企业生态。

依据上述评估尺度对2021年中国省级数字生态情况进行研判分析，张平文发现，当前我国各省市的数字生态可分为四个类型：全面领先型、赶超壮大型、发展成长型、蓄势突破型。研究数据表明，不同省市在基础设施、数字资源、政策环境等考评细分项上各有优势，但在数字能力方面则存在普遍短板。

从数字生态角度来评判城市，可以总结出城市数字生态发展的三型驱动模式，分别为对应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三个评估维度的基础驱动型、能力驱动型和应用驱动型。与此同时，若将评估数字生态的视野扩展至国际，则需要引进一个新的变量——数字规制。

张平文表示，不同国家关于数字经济的法律法规会对其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规制的发展有可能限制能力的发展。因此，发展数字生态要在数字规制与数字能力之间寻求平衡，其中特别要注意数字规制约束性强度、数字经济规模、数字企业竞争力等指标。

对于数字乡村发展的6点思考和建议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方面，同时也有益于农村发展。

张平文表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与数字技术的融合。要以数字生态推动乡村振兴，就必须理顺二者关系。在他看来，数字乡村是数字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数字生态的大背景下进行建设。没有数字生态，数字乡村无支撑，没有数字乡村，数字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