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印度、越南等国家对全球产业链承接规模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产业链外迁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加快了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的速度。

中国产业链环节外迁情况究竟如何?粤港澳大湾区如何进一步强化区域对于供应链体系的可控力?8月23日，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下称：南方财经)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卓贤。

卓贤认为，产业外迁属于“腾笼换鸟”的国际版，中国想在产业链外迁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关键是要形成本土链主型跨国公司，把握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空间布局的主导权，大湾区有经验也有能力在这场更大空间尺度的产业全球布局中提高发展能级。

中国制造业并未成规模“净外迁”

南方财经：目前，我国产业链外迁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当前，外迁的规模、环节与目的地情况如何?

卓贤：我国产业外迁有四种类型。一是成本驱动型，包括劳动力、土地、贸易关税等成本的变化，驱动企业寻求成本更低的地方投资生产;二是市场需求型，为了拓展海外市场，企业要在消费需求大的地区进行本地化生产、销售和售后维护;三是资源拓展型，企业寻求在原材料、能源等资源充足之地设厂，反哺国内产业对资源需求;四是技术创新型，企业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总部，用好当地优秀研发人员。

成本驱动型主要转移的是低技术环节，主要转向越南等东盟国家、墨西哥等中美洲国家;市场需求型主要转移的目的地是印度等国，由于目的国的相关政策，出现了部分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转移;资源拓展型转移近年的新趋势是新能源相关行业扩张，加大了对印尼、非洲等原材料资源富足的国家和地区投资;技术创新型主要转移的目的地是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其随着本土跨国公司的全球业务发展而推进。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8年，全球生产网络大体遵循着上述“成本-收益”经济规律，处于自然演化的动态调整状态，我国产业的迁出和迁入一直在进行。2018年之后，全球产业链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疫情暴发等冲击，风险成为产业外迁新的重要考量因素。

总体来看，在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质量都在提高，不存在成规模的外迁和产业空心化。目前中国的产业链有进有出，虽然不断有企业外迁的案例，但制造业并未成规模的“净外迁”。一是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要大于产业迁出的规模，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二是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制造业占我国经济的比重以及我国货物出口规模和占全球的比重都在提升;三是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金量也在提高。

南方财经：来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究竟有哪些新的竞争力?

卓贤：我概括外资企业来华投资有四个转变：一是从重供给向重需求转化。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要素成本在上升，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在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规模最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而且中国的城镇化未减速，未来户籍城镇化率提高还有很大潜力，农村和县域的消费升级需求也很大。

二是从重制造环节向重研发环节转化。中国从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基础研究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强，超大规模市场也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外资企业在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比重上升。

三是从重企业布局向重全产业链布局转化。随着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完善，外资企业不仅投资单体企业，还更加注重向上下游拓展，新建了很多大型的一体化项目，围绕重点产业链的上下游投资新建了不少节点型企业。

四是从重消费互联网向重产业互联网转化。数字化对中国产业的渗透很快，正在形成“消费-物流-生产-研发”等各个环节聚合而成的产业互联网，依托于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和生产者市场体量，数字化在降本、增效、提质、创新上的作用和潜力很大。

产业外迁是国际版“腾笼换鸟”

南方财经：产业链外迁对中国自身产业发展有哪些影响?

卓贤：产业外迁属“腾笼换鸟”的国际版，是否对中国自身产业发展产生影响，不仅要看外迁了哪些企业，还要看笼子腾出来后，国内的产业生态环境是否有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是否实现了升级。

从目前来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大于竞争，直观的表现是中国对东盟地区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增加。但随着东南亚国家的低端产业快速发展，他们也在谋求部分产业领域的升级，对本土化的替代要求也有上升的趋势，这就使得国内一些领域面临产业链外迁的压力。此外，产业外迁还面临着非经济因素推动。

南方财经：怎样主动地将供应链拓展到国际，需要产业链提供怎样的支撑?

卓贤：全球产业链布局正在加速，只有主动“走出去”才能够把握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的主动性，跨国公司是主导全球生态网络变化、全球产业链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的转移，统筹国际国内，统筹产业链上下游环节。要想主动地将供应链拓展到国际，关键是要形成本土链主型跨国公司，它们是统筹国际国内、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主体，本土跨国公司要稳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