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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核心变量已经不在经济范畴之内

二、传统的宏观分析方法无法正确研判当前的“复杂宏观系统”

三、跨界融合、深度洞察将成为复杂宏观经济研究的标配

四、在实战层面，宏观分析的要义是复杂化后的简化、弱水三千中的一瓢

一、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核心变量已经不在经济范畴之内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又到8月。自从今年4月份我写了《赵建：从未见过如此险峻的宏观时刻，但要相信光明很快就会到来》，之后就没怎么研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走势，主要的精力放到“风险型社会与中国转型”的深度课题研究上。不过现实的走势也基本符合当时的研判：经济深度下行后，很快在稳增长政策的力量下见底，然后进入弱势复苏周期;股票市场大跌后也很快筑底，并走出一段不大不小的修复行情，之后进入弱势震荡区域。

在研究中我发现，这个超出经济和金融范畴的研究范式，反而更有助于提高对宏观经济和市场走势预判的准确度。在我的“后发展经济学模型”框架内，一些过去很难解释的问题也逐渐可以找到答案。说到底，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矛盾积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主要的问题、风险、矛盾已经不在经济层面，而是迁移和渗入到了社会、政治、文化等深层“硬骨头”层面，所以单纯用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和模型已经解释不清，或者缺乏解释力度。同时，现实的局势变化太快，不确定性程度太高，如果做宏观研究还停留在基于过去年代构建的经典范式上，就很容易出现预判失误(全球最大的宏观研究力量聚集地美联储都发生了误判)。

因此，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一个优秀的投资者、宏观分析师必须具有超越经济、金融框架的感知和洞察能力，才能真正看清决定宏观经济走向的核心变量和基本逻辑。所以今天，对于宏观分析师来说各方面要求越来越高了。传统的宏观分析师或经济学家，拉拉数据、画画图表、拆拆指标，这种按图索骥的静态八股分析方法，或者文章流水线、报告车间式的做法，显然很难适应当前投资者和其他客户对宏观分析的高要求。

二、传统的宏观分析方法无法正确研判当前的“复杂宏观系统”

我在以前的报告中指出，要注意经济运行体系的“相变”。所谓的相变，是经济运行体系的结构范式或深层逻辑的变化。比如美元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从黄金本位制向绝对信用货币制度的转变;中国改革开放后，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大扩张，经济增长中枢动力结构的转变，等等。

当前，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运行也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相变，过去基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基于全球产业链、GVA和市场需求终端主导的逻辑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国家经济增长已经从效率主导转向安全主导，国家间的关系已经不以合作和经济发展为主题，而是更加强调意识形态、价值观、历史问题、文明圈，更加寻求底层的安全感和归属感。需求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供给，能源、粮食、资源、核心技术等供给保障，逐渐替代需求成为保护主义的对象。这一切，让经济运行的逻辑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宏观分析正在显得捉襟见肘而没有解释力度。

一方面，宏观分析的理论基础，基于新古典、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模型，已经近半个世纪没有实质性进步，经济学家的思想和方法资源近乎枯竭，没有太多新的东西。而中国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宏观经济运转的机器逻辑和动力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又迥然相异。但当前市场上的宏观分析师和经济学家又缺乏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训练，尤其是由于习惯了总量变量，对结构的变化缺乏敏感度。这也情有可原，因为总量的变化是高频的，容易捕捉到边际信号，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是长期的，除非是一些重大的政策冲击，否则很容易对高频分析提供理论支撑。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金融的局势的确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一个“复杂宏观系统”，几乎所有的已经习惯线性分析的经济学者和分析师都缺乏经验和思想准备。这个现象，实际上从次贷危机后就已经出现——为应对危机央行和政府的深度介入，干扰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生机制。也就是，我们过去做宏观分析，政府行为和政策变量都是设定为“外生”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些变量必须内生化，才能构建一个充分模拟现实的经济学模型。然而，做经济学模型的都知道，内生变量加入的越多，系统就会变得越复杂，越来越向复杂系统演进，传统的线性近似方法就越难，经典经济学分析依赖的“均衡”状态就越难达到，对其进行的描述就越难以名状。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和当前的形势都难以解读，更何况对未来的预判。

三、跨界融合、深度洞察将成为复杂宏观经济研究的标配

那么如何在一个政治、政策、社会等变量也内生化的复杂经济系统中搞宏观研究呢?回归古典时代的跨界融合传统，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历史等人文学科融合在一起的跨界、深度研究，比起主流西方经济学形而上学的、另一种“致命自负”的、毕德格拉斯主义的DSGE(动态一般均衡)和CGE(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们更具有深刻性、解释力和前瞻性。实际上，对实战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