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西蒙·玻利瓦尔是一个仅存于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人物，不过，即便你不看球赛，大概也多少耳闻过“南美解放者杯”这一国际顶级赛事，那就是为了纪念玻利瓦尔而设立的。200年前，正是他构想、组织并领导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中诞生了6个国家，其当时的总人口是北美的1.5倍之多。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他都当之无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之一。

要推翻西班牙的统治，这一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但1808年西班牙本土遭拿破仑入侵，第一次让玻利瓦尔这样先觉醒的人看到了新时代的希望。尽管如此，解放仍面临着极为艰巨的挑战：虽然殖民统治本身不得人心，但西班牙毕竟已经在美洲深深扎根300年之久;为了压制潜在的反抗，西班牙一直有意识地确保各殖民地之间的分裂，这使得团结一致的反抗难上加难;当然最后，它还有一支强大的殖民军，而起义者这一边，连玻利瓦尔本人也从未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

也许最困难的一点在于：即便是谋求独立的那些殖民地政治精英，也很难设想一种没有国王的秩序会是什么样。和美国独立革命不同的是，南美当时密议独立的共和派人士绝大多数都没有对现状心怀不满，他们想要更多自主权，但却不情愿与母国彻底决裂，以至于有保王派历史学家挖苦说：“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场革命由最可能蒙受损失的人煽动并付诸实施。”更有甚者，他们想要解放的那些有色种族，出于对上帝的信念和对国王的忠诚，也大多站在西班牙殖民者一边——他们当然知道世界是不公平的，但首先痛恨的却是本地那些白人贵族，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寄望的那个仁慈的帝国本身，才是苦难的根源。

后来，墨西哥保守党分子卢卡斯·阿拉曼曾说，作为国家，墨西哥是个早产儿。这话或许也适用于南美的这些共和国：它们虽然早已具备独立的雏形，但却不是自然分娩的，诞生时所有人都没有做好准备，民众在种族、阶级或经验上都毫无同质性，以至于难以在几乎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没错，人们想要自由，但正如卢梭曾说过的，“自由是一道美味多汁的佳肴，但极难消化”，可悲之处就在这里：美洲人渴望自由，但不习惯自由，不同的人对它可以有着相去甚远的理解。

如果没有玻利瓦尔这样充满激情的人物推动，这场革命很可能就此胎死腹中，但在独立之初，这种特质却恰恰被视为他的弱点：他太年轻(27岁)、太没经验、太易冲动、太有煽动性了。确实，连这部玻利瓦尔的传记都承认，这位解放者是“一个极不完美的人”，不缺少人性的缺陷，然而，在狂飙突进的时势下，只有这样一个有着永不枯竭激情的人物，才能百折不挠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哪怕一度沦落到仅有70个士兵，都不能让他丧失斗志，仍能通过急速而持续的进攻星火燎原。

历经长达15年的斗争，他才终结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统治，然而，甚至还没等到这一天，他就已痛苦地意识到一个现实：如果不能建立起稳定的共和制度，这个新国家很可能就会在内忧外患之下重新失去自由。西班牙迟迟不肯放弃对美洲的野心(它直到1883年才不情愿地承认秘鲁独立)，而彼此攻讦的地方势力早就在新国家内部不断滋长，连玻利瓦尔本人都无法遏制这种无所不在的倾向。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国会：只有当新生的联邦共和国以同一个声音说话，才能获得世界的承认;然而他反复强调“团结，团结，团结”，本身就证明这一团结始终没能做到。

虽然他是“解放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像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征服者面临的处境没有本质的不同：在旧帝国的废墟上，遗留下来的是一个随时走向四分五裂的政治体系，唯一还能维持象征性统一的，说到底就只是伟大人物的个人威望。对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痛苦现实：在赶走君主之后，被解放的人们竟然又需要一个新的君主来提供必要的社会凝聚力。

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直折磨着玻利瓦尔。早在1814年，他就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公民们，我不是你们的君主”，“现在我请求你们把我从这远超我能力范畴的职位上解放出来”，提议辞去独裁官一职。然而，不论他这番表态是否真心，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一次次出现的结果却是：他试图辞去一个职位，继而又在所有人的强烈恳求下重新留任，权力地位还更加稳固。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番辞让只是他老于权谋世故的把戏。

玻利瓦尔本人也坚持认为，他的美洲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终身执政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造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使这些羽翼未丰的共和国能在内忧外患的挑战下存活下来，并有效动员所有资源，改善人民的悲惨境况。他曾在《牙买加来信》中准确地预测到，饱受革命摧残的墨西哥将临时选择君主制，这表明他对现实有着毫不乐观的认识——他最终开始相信，拉美人缺乏必要的道德规范和公民责任意识，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自治，一个严格、有力、开明的家长式统治者，将是教会他们这一点的必要之恶。

当然，经历了300年的不公和十年战乱，人们不可能一夜之间解放自己，学会如何使用新到手的自由，他曾直率地感叹：“即使是我，骑在他们头上，也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根据他对同胞的深切了解，他认为，残酷的真相是：只有用强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