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俄罗斯卢布、中国人民币以及巴西雷亚尔较为抗跌外，今年以来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不是下陷沉沦，就是丢城失地，其中亚洲市场上的印度卢比与斯里兰卡卢比反复创下历史新低，南美国家同为比索命名的智利、阿根廷以及哥伦比亚国家货币竞相抵达创纪录低点，而非洲的埃及镑与南非兰特同样跌至过去10年的最低位，整个新兴市场阵营中贬幅超过两位数的国家货币不在少数，一场因货币贬值所导致的汇率危机正在新兴市场中蔓延开来。

在影响国际汇率关系的因素中，美元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新数据显示，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拥有超过43%的权重，因此，虽然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放弃了固定汇率制而采用了浮动汇率制，但货币价值的变化实际上还是受到美元的关联影响最大，加之国际市场上石油等大宗商品、经常项目下的商品与服务以及资本项下的投资基本是以美元计价，美元“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自然，当今年以来美联储先后四次加息，而且两次连续加息75个基点，美元便获得了强力提振，美元指数创出过去20年来的最大上涨幅度，而同期包括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在内的非美货币受到残酷挤压，并且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总体贬值幅度要显著大于非美经济发达国家货币的下蹲幅度。

宏观经济景气状况是决定与影响一国货币的另一个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货币的汇率高低反映的就是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程度的差异，即强健与稳定的经济增长格局会对本国货币构成有效地上托，反之则会掣肘与拉下货币的竞争力。就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无论是工业化水平还是产业结构优化度，都要显著弱于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疫情发生三年以来，本就财税资源十分紧张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加大医疗资源供给，从而令疫后经济的恢复出现严重“贫血”，最终无论是经济康复的节奏力度还是康复的范围程度都要比发达经济体略逊一筹，尤其是大大落后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表现在货币价值的竞争与比对上，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自然要弱于美元。

贸易与投资构成同样是关联一国货币竞争力大小的关键因子，即无论是经常项目的顺差还是资本项目的顺差都会对相应国家的货币形成稳实支撑，甚至对升值产生较为强劲地提拉与牵引，因为顺差的背后是一国商品与服务在海外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以及本国货币在国际投资市场的强大购买力，最终输出国所获得的是丰沛外汇储备资源，而这种资源并不仅仅是一国的财富象征，更是外汇市场中进行币值调节的核心政策工具，也就是可以通过对美元外汇的吞吐来达到稳定本币价值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当顺差对本币形成了明显的升值效应时，相应国家的国内资产也会出现升值，从而对外资流入构成吸引力，进而反过来对本币产生较大需求，并刺激本币进一步升值。反观新兴市场国家，经常项目下不是资源出口贸易，就是商品出口贸易，前者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幅影响较大，后者的自我竞争以及所面临的外围竞争压力都不小，因此目前除了中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表现为顺差外，绝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持续显示为逆差状态，至于资本项目，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无一例外的存在着逆差短板，匡算下来，支持本币可能走强的总体顺差动能乏善可陈。

当然，通过货币政策的供给也可以对汇率关系格局形成可视性影响，比如本币利率的升降、外汇储备金的调整、汇兑与资本幅度的管控等等，但这只能对货币价值的变化起到短期作用，真正能够决定货币汇率关系长期走向的还是上述三大主体因素，因此动态审视，新兴市场货币所面临的压力与危机短时间难以解除，并且这种汇率危机的溢出效应还会从多元渠道投射到新兴市场国家身上，其中首先就是助长通货膨胀。由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为资源出口国，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对国内通胀本身就构成了不小的拉力，同时汇率的下跌意味着是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内生性通胀与输入性通胀的共同作用，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通胀率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而且汇率越弱的国家通胀越严重，像阿根廷、斯里兰卡的通货膨胀都远远跑在全球前列。

其次，汇率危机制造出了新兴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美元的走强凸现出了美元资产价格的吸引力，更多的国际资本基于避险需求逃离新兴市场而回流至美国，摩根大通给出的统计数据是，今年截至目前从新兴市场债券基金中撤离的国际资本达520亿美元，规模为17年之最，这种态势使得本来“贫血”的新兴市场国家同时承受了“失血”之痛;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本币的过度下跌，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市场干预，但在连续抛出美元的同时也使得本国外汇储备加速“缩水”，其中至今年七月份外汇储备减半的新兴市场国家不在少数。外储家底的变薄意味着相应国家维系本币价值所需的政策调控边际能力减弱，汇率下行过程中失去阻挡与承接的恐慌预期可能因此强化，并反过来推动汇率进一步走低;另一方面，外汇储备所代表的一国偿债能力，其规模的萎缩往往会引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降级评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部融资难度的加大，国内流动性的短缺生态因此更加恶化。

再次，汇率危机引燃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