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宏观数据显示，疫情缓和叠加国家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出台，中国经济呈现恢复势头，工业生产恢复正增长，基建投资、出口等指标均有显著改善。相比之下，居民消费表现持续低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称“社零总额”)仍然是负增长，同比下降6.7%，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其中，“企业困难—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低迷”和“预期转弱—居民去杠杆—消费低迷”两大负向循环是制约当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应对消费持续低迷的现状，财政政策是关键。建议除了减税降费外，增加中央财政补贴为主导的一揽子促消费政策，如对中低收入人群普发消费券、开展大规模家电手机等下乡和以旧换新，同时借助金融科技强化消费金融服务，打破两大“负向循环”对消费的压制。
两大“负向循环”制约居民消费复苏
疫情冲击之下线下线上消费均复苏乏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继4月社零总额降幅达到11.1%之后，5月仍然是6.7%的负增长。分品类看，多数品类(特别是可选品)仍处在负增长区间，汽车、服装、金银珠宝、家具、家电等品类降幅均超过10%;餐饮收入改善不大、同比跌幅在20%以上，反映接触性聚集性消费恢复不力。此外，线上零售亦受巨大冲击。4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跌幅一度超过2020年初，5月伴随物流运输修复才出现反弹。
4月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发改委、商务部等多部门密集发文推进消费复苏，5月底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着重部署促消费，但政策效果尚不明显。这背后，主要是因为消费复苏面临两大“负向循环”制约：
负向循环一：企业困难—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低迷首先，企业生产经营困难。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跌至-8.5%，制造业上、中、下游利润增速均大幅回落。5月中、小型企业PMI持续处于荣枯线之下，服务业PMI也仅为47.1%;订单不足依然是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最大问题，小型企业PMI新订单指数连续13个月位于荣枯线之下。
其次，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5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略降至5.9%，但结构性失业矛盾更加突出。16~24岁人口(18.4%)、31个大城市(6.9%)连续创下有记录以来新高，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承压、吸纳就业能力弱化。
就业恶化导致收入放缓，制约消费回暖。服务业、中小企业景气度不佳，互联网等行业持续出现裁员消息，二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将出现明显下滑，从而对消费造成负面冲击。
负向循环二：预期转弱—居民去杠杆—消费低迷伴随就业和收入预期转弱，居民去杠杆特征逐步显现。居民消费信心显著降温，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降至86.7%，创有记录以来新低。今年以来，实体部门融资需求不振，特别是居民部门，逐步显露出加速去杠杆特征。
一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新增贷款13318亿元，是近十年来新低。其中，短期贷款仅为1927亿元，创2009年以来新低，反映居民消费金融需求薄弱。中长期贷款，只要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只有11433亿元，是2016年以来新低。今年2月、4月中长期贷款均为负值，更是历史上首次出现。
另一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新增存款78561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定期及其他存款大幅增加约7.9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超过2万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活期存款减少近500亿元，侧面验证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减少手中“活钱”而增加定期储蓄。
居民部门趋势性收缩杠杆对消费的影响值得警惕。发达经济体经验显示，一旦居民开始趋势性缩减杠杆，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冲击将更加持久和剧烈。例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居民部门杠杆率由接近70%降至2015年的60%以下，其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
提振消费需出台一揽子政策措施
打破两大“负向循环”对消费复苏的制约，需要财政金融齐发力，出台一揽子促消费政策，比如全国层面普发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券、大规模开展家电手机等下乡和以旧换新，同时借助金融科技强化消费金融服务。
全国层面发放消费券，带动企业脱困和乡村振兴正如笔者在以前的专栏文章《疫情之下，中国如何扭转消费下滑?》中提及，消费券定位于短期需求刺激工具，具有拉动消费见效快、乘数效应显著等特点，逆周期属性十分突出。2021年11~12月，云南省、哈尔滨市、郑州市等地通过京东平台发放政府消费券，20天内三地消费券核销金额突破5000万元，带动消费订单金额超过4亿元，撬动消费杠杆率接近8倍。2021年香港消费券计划同样在短期内对当地消费带来明显提振，且鉴于其良好成效，香港2022年决定再向居民派发1万港元电子消费券，预计约660万人受惠。
消费券有助于实现刺激消费与企业脱困、乡村振兴的协同。消费券的消费产品设计可以与本地企业的产品生产、农村的特色产品销售相结合，在提振居民消费的同时增加企业订单、推动农产品上行。
此外，地方政府与平台企业合作打造“企业网购节”，与发放消费券等相结合，促进生产和消费高效连接，打破“企业困难—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低迷”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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