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印度洋明珠的美丽岛国斯里兰卡，今年夏季没能迎来意料中的旅行旺季，却因国家债务爆雷导致了诸多乱象，比如货币急剧贬值、物价疯狂上涨、街头民众骚动和首都政局变更等。7月以来，一些西方媒体迅速造势，污蔑称斯里兰卡债务为东方国家导致，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及相关金融机构如总部在菲律宾的亚洲开发银行等;同时他们还指责称，是俄乌冲突使得斯里兰卡外部贸易环境恶化、对外支付能力弱化、主要产业收入骤然下降等。一些美方智库的所谓经济学家也纷纷附和，仿佛东方社会要对斯里兰卡国家债务形成和暂时失去偿还能力负责，而实际情况恰恰是，斯里兰卡落入了西方财团债务陷阱。

为什么会债台高筑

众所周知斯里兰卡是个发展中国家，以岛国风光和锡兰红茶等特产著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刚抵达4100美元这一世界银行设定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线。但过去的六年间，连续两届斯里兰卡政府都有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计划，而现在看来其计划概念和执行愿景，都明显超过了资源禀赋和经济底子实际应对能力。换言之，因忽视了市场消化水平而至产能过剩。

具体而言，过去六年，斯里兰卡政府主打旅游产业立国政策，一心要迅速更改自身的农业主打产业形象，要彻底改变就业构成和谋取酒店服务、博彩业、影视拍摄、外币结算等新式高收入。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当然有权制定这些新发展的宏伟蓝图，何况都还得到了议会的批准。但在关键的投资来源问题上，斯里兰卡国内私人资本或民族企业并没有大规模在沿海城镇建造五星级宾馆的能力，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主要指向民生和环保项目(而非五星级宾馆等奢侈型项目)，中国资本最擅长投资的是港口和医院以及公共交通项目，印度资本则表示了对其海滨旅游业大兴土木的否定性意见。于是，斯里兰卡政府部长级高官的眼光自然就聚焦华尔街，这些高官往往有美斯双重国籍，且在美接受教育。

在美国知名商学院有留学经历的斯里兰卡高官们，结识美资酒店集团的高管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同时，这些年里美国的商学院普遍在推销“债务可转换、可货币化”的自由主义经济新概念。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很美丽的观点就是：如果抓住西方资本愿意借贷的机遇，兴建一批五星级宾馆，甚至形成滨海宾馆度假群，就会吸引世界各地的消费能级并使属地国际化和现代化，同时因国际航班开设、主要外币兑换、保税商品贸易等新因素加持，海滨、海岛就成为“天鹅下金蛋”的新产业舞台，并且还能以此为依据，推动本土私人企业直接到美国上市。

这些西方资本代言人精心绘制的蓝图，看上去很是诱人。当这些美国商学院的高材生回国后，一旦担任了央行行长、财政部长、旅游部长和海滨城市市长后，都会积极地加以实践。这样的场景以及空洞理论再加蛮干，最终造成的危害性，不仅存在于过去六年的斯里兰卡，且与上个世纪最后六年的韩国、马来西亚，及本世纪前六年的冰岛，都十分相似。还有些加勒比海、波罗的海等滨海国家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只是媒体报道较少而影响不大。如哥斯达黎加也曾经跟着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借贷资本行走，一度导致该国政府也深陷美债泥潭，这个中美洲地理位置优越、滨海风光秀丽、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两年前的夏季就遇到了国家债务链的爆雷。而当时新冠疫情影响还相对有限，也不存在俄乌冲突的冲击。和今年的斯里兰卡社会状况相当的是：当年哥斯达黎加的农业和农户牺牲极大，香蕉和咖啡等主力产品因本国货币汇率急剧波动而收入骤降，原油和煤炭进口因外汇短缺而不能如常进行，又直接导致国内城市间交通、物流业、居民生活用电、制造业企业等陷入困境。

为什么是“六年魔咒”

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滨海国家从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到国家财政破产，或国家债务爆雷，往往是六年时间，笔者称之为“六年魔咒”。从馅饼到陷阱，为何是六年?这和西方资本市场尤其是美联储的利率变动节奏、滨海国家国际收支平衡周期、债务当事国大型项目建设进程与回报、特定区域性产业负面状况出现及中央政府换届与政策剧变，密切相关。

比如，韩国1999年承认国家财政破产，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苛刻条件下的资金周转安排。笔者曾经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全程对其宏观经济政策面进行过跟踪。当时的韩国总统是金大中，他入主青瓦台之后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他的前任金泳三，曾经是美国自由经济理论的推崇者，并且多次接洽美国财团的巨额贷款，也曾到华尔街资本市场为韩国企业热情站台。金泳三政府一度也取得过热闹的繁荣，特别是在1996年之前，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历史性地超过了一万美元，先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高调宣布国家经济自由化政策和迈向经济发达国家行列;同时韩国政府宣布将进入国民生活幸福时代，要把所有的滨海地带建设成为类似济州岛的度假型社会，首都更是要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旅游中心城市，五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有五星级宾馆和免税型商场;美国财团纷纷借贷给韩国滨海城市兴建大型游乐设施和五星级宾馆，一到周末和各节假日，各类消费场所和博彩机构总是灯火彻夜不眠，机场和宾馆都能自由兑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