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东西到了不同的人手里，用场可能天差地别。100年前的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富裕人家赶时髦买西方人带来的缝纫机，但并不是用来做衣服，而是当家居摆件拍照用。这样的神操作，现在想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这本新书却告诉我们，发生这种事情并不奇怪。

基建背后的文化不简单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禹治水、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等业绩广为人知，令国人对“干大事”常常有一种形象的理解，就是建造巨型的工程，为人们的生活增加福祉。

而正如《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一书所言，“基建并不是仅仅在实现人类赋予其的功能(譬如承载交通运输、医治病患、蓄水发电等)，而是在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渐渐地改造着人类”。越是福泽久远的基建工程，对地方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精神文化的影响就越深。

解放后，集中力量办大事更成为国家制度优势的一项核心内涵，从红旗渠到新安江水库，从长江大桥到京沪高铁，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工程到核电站，共和国兴修的一系列基建设施都影响到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最终形成了人们对基建力量的强势信任。

基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并非简单的建筑工程、技术项目，它发挥作用要依靠人，与建造方、使用者都脱不开关系。基建话题也很容易引出对社会的观察，在日常话语层面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物。

《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的作者，研究全球史、近现代印度史、中印关系的学者曹寅在导论中提到：“一方面，基建是全球化宏大叙事的产物，背后隐喻了技术、专家、资本、物质材料的全球流动;另一方面，基建与在地基层社会又有着深层次的互动。”

缝纫机在印尼的诡异命运，就体现了这种双重特质，其当年传入荷属东印度有商业层面的原因，有当地社会的需求，也借助当地人的习俗乃至性格，起到了与“出厂设置”差异很大的作用。

缝纫机是一种常见的家具，1950~1970年代曾是中国人成家时必备的“四大件”之一。如果把“四大件”视为组建家庭所需的基础设施，那么缝纫机就是一种基建设备，是广义的“基建”。

书中提到，学者贝莉·哈维认为，基建是一个“物质集成”，“可以通过预设或非预设的行为产生效应和社会关系”。出现非预设行为往往是人们造基建的计划外结果，由此产生的问题会使人们重新看待基建。

曹寅说，尽管人们都在使用各种基建，在生活中却很少意识到与基建的关联。人们只是在用基建提供的服务，比如水、电、煤气等，在这个过程中，“跨国资本借助国家建设的基础设施在基层社会广泛宣传被嵌入了现代性话语的消费文化，并兜售与这种消费文化捆绑的商品”，如各种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等，依靠这些用品，我们才真正“使用”了基建。这些服务于普通人生活的东西就是日常技术。

今天我们所习惯的种种基建和日常技术，追溯到它最开始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大多都能看到一幅文化交汇的画面。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史进程中率先工业化，走上了向全球倾销商品的殖民道路，亚洲是他们获取资源、积累资本的地方。基建与日常技术的底色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历史，是殖民地精英、普通人与新技术、新商品的关系。

在亚洲，既是相遇也是抵抗

沙特阿拉伯的名城麦加、麦地那、吉达等，历史上曾被称为汉志地区(Hijaz)，由于有宗教圣地，一直受到朝圣者的特殊关注。16世纪开始，这里由奥斯曼帝国统治，被称为“热带边疆”，奥斯曼以圣地保护者自居，宣示对伊斯兰教世界的宗主权。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船的普及和海上长途旅行的商业化，朝圣不再像以往那么辛苦和昂贵，汉志开始受益于朝圣收入，这使奥斯曼帝国对热带边疆的现代化热情大大提高，开始着手这里的基建改造。

书中第一章就谈到了奥斯曼帝国在热带边疆的饮用水工程。19世纪80年代，汉志总督努里组织了3000人开挖地下水，耗时4年，疏通了古代水渠，为麦加提供每分钟6000升的清洁饮用水，并修建了9个大蓄水池，建立了看守清洁制度，保障用水安全卫生。在吉达也搞了大型工程。

但是这些工程被汉志本地的部落首领视为眼中钉，基建设施代表着帝国的扩张，削弱着本地部族的影响，也打乱了旧的水贩利益集团的算盘。这些设施没几年就被破坏，无法使用了。直到奥斯曼帝国瓦解，汉志都没能再建立基础设施系统。

20世纪初，印度城市的汽车开始增多，当时的英国殖民当局鼓励社会精英阶层买车。但是，平民们的自行车很快占据了道路，英国、日本生产的自行车先后大举在印度销售，总量增长非常快。汽车与自行车的矛盾很快激化，上升为了阶层区隔，殖民地精英认为这么热的地方骑车出汗太不体面了，还是汽车隐私性更好。

到20年代，印度警察成立了负责调查交通事故的专门部门，因为交通事故与日俱增。社会认为政府和汽车司机们责任更大，殖民当局则归罪于骑自行车的人骑车太快，甚至认为被撞身亡也是“自作自受”。

书中提到，殖民当局采取灌输交通规则、加强执法处罚的手段，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长期来看，杂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