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是今年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已比较丰富和完善。总的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具备)‘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的特点。”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7月13日在2022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央行再度对结构性货币政策“有进有退”进行表态，而市场也高度关注结构性货币政策如何“进”、怎么“退”。
毫无疑问，今年仍是结构性货币工具“进”的阶段。下半年货币政策仍需发力稳增长，但美联储加息将制约中国货币政策总量宽松的空间，货币政策发力将以结构性政策工具为主。后续结构性工具仍有新设或新增额度的可能，但大方向是落实。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退”。从历史上看，当特定领域不再成为政策重点或当政策设定的情形变化时，原先支持该领域的结构性货币就会退出。长期看，除了支农支小再贷款外，其他结构性工具都可能面临退出的问题。
结构性货币政策密集增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点，而货币政策则是总量政策，因此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总量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结构性货币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辅助性的。
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创设较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设立了再贷款和再贴现这两类传统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但直到2014年前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才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包括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定向降准等工具都创设出来。当时主要是顺应“定向调控”的宏观思路，加强对特定领域的支持。此外，MLF、PSL也能提供基础货币。
“过去由于外汇大量流入，基础货币投放主要通过外汇占款扩张。2014年以后外汇占款下降，央行基础货币投放转向MLF、PSL等再贷款。”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央行数据显示，MLF、PSL在创设后迅速增长至数万亿的规模。
2020年后，各类专项再贷款工具陆续创设，今年创设得更为密集。据记者梳理，今年央行再次先后推出至少4400亿元再贷款工具，具体包括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1000亿元交通物流领域再贷款、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以及400亿元普惠养老领域再贷款。此外央行4月26日表示将创设民航专项再贷款，但额度尚未明确。
“过去十年，我们逐渐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重点是支持普惠金融、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国民经济发展当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出台，既有效应对了世纪疫情的冲击，同时又积极贯彻了新发展理念，推动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央行副行长陈雨露6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在市场人士看来，今年央行密集创设各种再贷款工具有两大原因：一是应对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在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两大“发动机”被压制后，信贷投放亟需找到新的支撑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负担着稳定信贷增长的重任。二是美联储开启加息缩表，对中国总量型政策形成制约，而结构性货币政策制约小，货币政策被迫更加倚重后者。
“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已成为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更加要求精准性和直达性，在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诉求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种类以及功能逐渐丰富。”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经济学家明明称。
成效与争议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功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课题组今年5月发表的文章《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出击、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和实体经济发展》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金融直达实体经济、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有助于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信贷增长。
但是，对于今年密集增加的各类再贷款，市场抱有一定疑虑。此已有“前车之鉴”：2015-2018年约3万亿PSL支撑棚改，造成了三四线城市房价大涨。近期的一些质疑包括透明度、是否越位、效果不如财政政策、弱化总量工具效果、难以监管等方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黄益平今年6月撰文表示，如果货币政策中结构性的成分越来越高，那货币政策的总量特征也许就会减弱。而且央行明确决定资金流向与规模，其功能也就更接近资金调配部门。
“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否真的都能直达目标客户群，这是第二个疑虑。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流动性给了金融机构，这些机构会否按照央行预定要求配置资金，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金融机构是否有利可图，二是央行有没有办法监督执行。”黄益平称。
实际上，早在2015年时任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李波等人即撰文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是有副作用的。有些定向宽松政策对央行所购买的资产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可能被削弱，引起资源配置失衡以及市场功能扭曲等问题。而且由于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在资产端可能存在套利空间。如果使用过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和“隐性化”。
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弱化总量效果的质疑，陈雨露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回应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兼具总量调节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