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又迈出重要一步。

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具体涉及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等内容。消息一出，“户口”和“落户”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深化户籍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近些年国家一直都在致力于放宽落户政策。那么此次与过去有哪些不同?又将让谁受益?本文将尝试做出解答。

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国家推动户籍改革的历史进程。

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2019年3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

2021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结合开篇提到的《方案》中关于户籍改革的具体要求，不难发现，从建制镇、小城市，到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再到500万以上常住人口的超大特大城市，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与放宽落户限制一直在稳步推进，并已经近乎覆盖全国所有城市和地区，落户门槛的一降再降，哪怕是地位特殊的“个别超大城市”，政策口径也调整为“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充分反映出高层对于户籍改革的高度重视。

可以说，在政策的持续推动下，未来放宽落户将是常态，限制落户反而是例外。

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放宽落户呢?

我们知道，近年来受国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日渐增大。为了能够充分激发经济活力，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层面，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阻碍因素正是体现在户籍制度上：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种资源与要素应当根据供求变动与利润趋向实现优化配置，而人口的自由流动则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然而，户籍的存在依旧阻碍着人口的正常迁移，大量处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难以转出，地区之间还因此而常常存在劳动力的错配，有些地区劳动力不足，有些地区劳动力过剩。

另一方面，公民身份地位的平等与发展机会均等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与此相悖——需知，户籍差别的本质，是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差异。尽管在新时期，我国正在努力进行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有些依附在户口上的福利与特权正在废除或淡化，但是因户口导致的身份、权利、机会不平等等现象依然存在。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便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以户籍制度改革撬动人口和城市的“双向奔赴”，既可以让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口流动提供更多选择，又可以让人口流动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更强支撑，对于克服市场分割、促进公平正义，继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来说都具有深远意义。

另外，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适龄劳动力已成为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珍贵资源，尤其是那些知识型与创新型人才，更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和动力。为了能够顺利地补充新鲜血液，城市逐步取消户籍限制将是必由之路——对于外来人口来说，没有户口始终都会缺乏归属感，而城市也会因此而难以长久地留住人才。降低了落户门槛，就等于是向人才抛出了橄榄枝;留住了人才，就等于是为城市留住了生产力、消费力和生命力。

正因如此，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方案》中最大的亮点，当属“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鼓励取消超大城市落户名额限制”“精简积分项目”等字样，相关词条在当日政策发布后，更是频频登上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在我看来，这些新提法背后，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那些在大城市拼搏奋斗多年并安家立业，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落户的人群。

记得在若干年前，社交账户实名认证为“北京某公司CEO”的博主在微博上公开发文抱怨，声称自己在北京工作4年，仅个税就交了400万，加上企业各种税，没有一亿也有八千万，但因为没有户口，孩子在北京上学异常困难。没过多久，这条消息就在朋友圈里疯狂刷屏，很多人感慨道，职场上再怎么强势的父母，面对户口和教育问题也可能成为弱势群体。

企业家尚且如此，普通人自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有很多心怀理想、抱负和追求的人常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他们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在这里，为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贡献，并且想让自己的子女也在大城市中更好地成长。然而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