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仲夏，武汉东湖丁字桥108号，一块“新技术创业者中心”的机构铭牌醒目映入路人眼帘，熙熙攘攘的人群纷纷驻足观望，低声而好奇地议论着。这个院落原本是一个背景深厚的部委机关在武昌的驻地。而彼时，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普通劳动者从日常衣食住行，到工作职业的选择与发展，似乎都会按着机制预设的方向，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也正是因为如此，站在普罗大众的角度，职业化的技术创业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创业者中心又是怎样一个神秘的机构?当时的公众认知，对此根本无法给出明晰的答案。

这个位于武汉东湖之畔闲置楼、最初占地面积不足700平方米、仅有6间砖房的“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个科技企业孵化器。斗转星移，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时代潮流的今天，业界则虔诚地将1987年称之为中国孵化器元年。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科技孵化器这个舶来品，已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葱翠成林。根据国家科技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有孵化器近4000家，以孵化器为代表的各类创新主体，已成为技术创新赋能科技强国建设的中流砥柱。

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变幻，不同区域间摩擦争端频发，在国际贸易、全球产业供应链、技术交流与合作、市场准入与开放等多个重要领域，逆全球化思潮一时甚嚣尘上。面对大变局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我们需要审慎思考中国的创新创业活动，怎样才能协同发挥创新的最大效能、以博弈和迂回的策略规避技术和贸易的壁垒、在动态调适中修正新经济格局的最优路径，从而使科技创新活动保持平稳有序、成效可控的局面。

三十多年来创新活动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般情况下，科技创新活动释放的新动能，是由其诸多的开创性成果、海量化的研发新构思及阶段性创新技术溢出的物质和非物质收益等构成。不同于以往评价创新活动成效的标尺，近年来，技术创新的目标设定阈值、创新载体的运营和营收能力、商业模式的长期有效性，正在发生一些内涵的深化和外延的拓展。

随着创新活动的触角广泛深入到整个工业制造领域、现代农业生产领域以及新零售商业管理领域，普通人正获得更多的机会，成为职业化的创新者。据此，理解技术创新的大略逻辑，无疑是大部分新晋创新创业者的基础课，而寻找、研发，进而实现新技术成果的工业化生产或市场化应用，越来越成为创新团队中核心成员所关心的事。

总的来说，那些不在技术岗位任职、粗线条理解技术的创业团队成员，依然在创业活动中不可缺少。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理解技术才能与团队中的技术研发者达成无障碍交流;而在对外的业务活动中，了解市场对产品的技术需求，方能更好地回应用户对产品的功能诉求。总之，这是一个团队全体成员内外兼修，实战化历练的过程。

2021年至今，共生态经济研究院对长三角地区的代表性创新主体，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案头研究，调查样本中集中呈现的几个现象值得关注。

其一，与早期专业科技工作者为主要构成的创新团队相比，时下相当数量的职业化创新团队主帅，出身背景更趋向多元化。

其二，创新团队的主帅，并不全由企业技术研发的领军人物担任。这种现象在大项目创新，尤其是跨区域、跨界别的创新中尤为突出。

其三，擅长协调创新资源的资深职业管理者，常常能在“外行领导内行”的新舞台上，以睿智的职场智慧消弭合作与协同中的阻力，化解创新赛道上的内部磕碰，成为追寻共同利益活动中的力量调和者。除此以外，善于在市场应变中周旋、洞悉商业活动内在规律的专才，也出现在一定数量的创新团队的核心决策层中。这些专才相信新技术、新产品就是魔术师手中的那根魔术棒，选对观众(消费者)就是选对市场，他们的基本信条是，任何产品都要满足新的功能需求，要有格调、合时宜。

以上几类角色的定位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发生部分转化，但迄今为止，共生态经济研究院的调研样本中，还未发现彼此完全取代的情况。“技术研发是大拿、市场营销门外汉、激情管理拍桌子、协调资源靠求人”，昔日这几种创新创业团队领导者的形象，在如今的创新活动中所占比例已越来越小。这类现象得到明显的改善，并非是创业者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而是在创新团队的日常运营中，核心决策团队在让出部分管理权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决策时空余量，从而可以更专注于优质创新要素的整合与凝聚，在这一过程中，“以让为得”的哲学理念开始重新形塑一部分创业者的价值观。

根据长三角地区近年来创新创业活动的专题调研情况，那些成功的创业团队越发关注消除自身组织中的各种阻力，以保证组织载体的运作效率。外部竞争对手的挑战、市场的冷热起伏、政策利好的多寡，创新团队内部成员逐利动机诉求和表达，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会造成创新之力不同程度的耗散，如何打破创新能级降低的联动效应，才是处于转型期的创新事业亟待回答的全新命题。

过往大量研究未能把足够注意力放在创新团队内部创新之力耗散的研究之上，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传统观念认为，成功者有鲜花和赞美即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