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县域主要还是承担着安全兜底的社会功能，包括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人力资本再生产。所有的县域政策，包括商业政策，都应当尽可能地保护而不是破坏这些社会功能。

这几年，中央对县域越来越重视，出台各种政策支持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政策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通过县域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从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听上去没什么问题，但首先，政策制定者应该了解并关心县域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近期，财政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三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支持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的通知》(财办建〔2022〕18号)(以下简称《三部门通知》)，目的在于促进农村消费和农民增收、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份文件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实际上是对2021年的两份文件的回应。

2021年，商务部等17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商流通发〔2021〕99号)(以下简称《17部门意见》)。该意见提出，建设县域商业体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促进农村消费的必然选择。

不久后，商务部等15部门办公厅(室)又共同出台了《县域商业建设指南》(2021年12月2日)(以下简称《指南》)，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不知道为什么，《指南》的印发单位相较于《17部门意见》少了两家，分别是中央农办和住房城乡建设部。

这三份文件构成一个关于县域商业建设的政策系统。《17部门意见》相当于布置任务，《指南》则是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任务，《三部门通知》由财政部牵头，表明这个行动是有中央财政支持的。

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商业的发展与人口的集聚息息相关。人口集聚的地方，自然就会产生较大规模的消费需求，这些消费需求构成了商业供给的前提条件。因此，本质上讲，商业发展程度是市场规律所决定的。政府要做的无非是三件事情，一是完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比如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交易场所建设等;二是规范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三是商品质量监管，维护市场安全。实际上，第二、三件事也可以合并在一起，都属于市场治理的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公共品，它不仅仅服务于商业本身，也可以发挥其他方面的作用，因此应当由政府提供。市场有失灵的风险，除了强化行业自律自管之外，当然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监管。除了这些之外，至于商业如何发展、发展到何种程度，应该主要交给市场来决定，而不是按照政府的意志，什么时候要建成几个商贸中心、几个超市。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市场需求，非要在一个地方规划出商业体系，往往只会走向失败。

现在的人口流动，主流还是继续往大城市集聚，但是一个正在出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往县城集聚。一部分是外出打工者在城市赚了钱，回到自己的老家县城买了房子，逢年过节回来住住，也有不少是直接回到县城就业，成了县城常住人口。向县城集聚的另外一大主力是跟随小孩到县城读书的农村家长，很多都是年轻妈妈，她们有的在县城做点零工，有的则是全职照顾小孩。这些在县城集聚的人口，确实有较大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日常消耗性的消费需求。

与县城人口普遍增长的趋势相反，乡村常住人口普遍在缩减，特别是在农村，空心化的问题非常明显。要搞清楚的是，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的驱动，在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这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是很难逆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农村的土地碎片化、水利条件道路条件不好、机械化程度低、农资成本高等造成了农民没有种田的积极性，更不愿意留在村里了。

也就是说，农村空心化不是因为商业化不足造成的，相反，是因为农村人口外流导致了乡村商业的衰败。试图通过振兴乡村商业来吸引农村人口回流，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谁是当前乡村的常住人口，他们真实的消费需求是什么，然后再根据这些需求来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依据政府的愿望或想象来制定政策。

乡村需要什么商业?

那么，谁住在乡村，他们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呢?现在还留在乡村的农民，无非是这么几类：一是在乡镇做点小生意的人，二是在县城打工但是住在乡村的人，三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法出去打工只能在家务农的人，四是一些无法劳作的弱势群体比如老人、残疾人等，五是在乡村读书或养育的小孩子。

老实说，这些人日常的消耗性消费需求并不高，主要是一些吃穿方面的消费，很多都可以自给自足。他们更需要的是农业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就包括教育、养老、医疗等，而农业基础设施除了一些硬件建设之外，也确实涉及不少的商业活动。

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所涉及的商业活动，包括工业产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而工业产品下行中，农民最需要的是物美价廉的农资产品，比如肥料、饲料、农药、种子等。现在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就是农资产品太贵，严重抵消了农民生产经营的收入。

我认为，如果真要在乡村搞一个好的商业政策，最核心的就是想方设法降低农资产品的价格。最近我一直在琢磨，农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