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中宣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有关情况。

十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大幅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79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强度从1.91%提高到2.44%，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是十年前的3.4倍，达到历史最高值。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新的变化，既是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十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成功进入创新国家行列，走出了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支撑发展和保障安全的科技创新发展新的战略格局。

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强、科技强，是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前提，是高质量发展最持久的动力和最重要的引领力。”王志刚表示，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科技要在产业、企业、区域、重大工程等方面着力发挥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源头供给、科技支撑和新的成长空间。

在引领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技术突破打通了我国新兴产业的一系列堵点，人工智能、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加快应用，培育了智能终端、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产品新业态，太阳能光伏、风电、半导体照明等产业规模也居世界前列。

同样，在助推传统产业升级方面，持续20多年“三横三纵”技术研发使我国新能源汽车形成较为完备的创新布局，产销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首位。连续15年布局研发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高效发电技术，使得供电煤耗处于全球先进水平，已经在全国推广，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26%。

在支撑重大工程建设方面，特高压输电工程、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复兴号高速列车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都是由重大技术突破带动形成。研制成功“深海一号”钻井平台并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进入1500米超深水时代。

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企业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达到76%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十多年前的4.9万家，增加到2021年的33万家，上交税额由2012年的0.8万亿增加到2021年的2.3万亿。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也从2012年的50%提升到目前的100%。

有相关中小企业主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冲击较大，更大力度的减税政策能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税负减少后，企业可以将减免资金直接用于设备更新、科技研发等方面，支撑企业在特殊时期养精蓄锐，实际上也是通过“以降求升”的方式来释放更大发展动能。

此外，区域创新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在不断增强。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研发投入占全国30%以上，北京、上海技术交易合同额中，分别有70%和50%输出到外地，中心辐射带动示范作用明显。169家高新区聚集了全国1/3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人均劳动生产力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占全国比重9.2%。

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王志刚称，目前要重点加大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因为基础研究是从未知到已知，减少不确定性、增加确定性的过程，加强基础研究，就是要把其中的规律、方法、技术路径找到。同时还要把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关系人民生活的重大领域作为科研资源配置的重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国家在科研经费的投入上逐年加大力度，科研经费的投入渠道也在不断拓宽，研发强度和投入水平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甚至赶超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

接下来要着重考虑在结构优化和管理方式上做文章，切实使科研经费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并激发市场主体在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等方面的经费投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在会上介绍，目前科学基金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尤其在资助管理机制改革方面，实施原创探索计划、实施人才资助体系升级计划、推进学科交叉研究资助管理改革、完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优化资金和项目管理机制。

“比如，建立随时受理申请、预申请、交互式评审等新的机制，及时支持极具创新性的思想。过去两年共资助了204项这类申请。”李静海表示，“杰青”项目每年资助量由200项增加到315项，“优青”项目由400项增加到630项。青年项目过去4年间共资助了7.5万项，一大批年轻人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进入了基础研究领域，资助项目数逐年增长。而且，在“杰青”项目、青年基金和优青项目中，开展了“经费使用包干制”试点，给科研人员足够的自主权。

“要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权限和自主性，特别是要按照科研活动的自有规律进行管理，不能为了管理的便利性而让科研迁就管理。”马亮认为，类似于“杰青”项目实行的经费使用包干制试点，应该加快在其他项目推广，转变基于不信任乃至提防的科研管理模式，建立基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