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再次到来，1076万高校毕业生将在6月陆续离校。创新高的毕业生数量叠加疫情引发的岗位需求减少，让这些毕业生在进入就业市场时面临供需矛盾。

疫情下大学生就业机会在哪里?如何全面看待青年失业率上升?大学生创业的机会和风险何在?慢就业能否成为“避风港”?近日，第一财经就上述热点问题，与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进行了深入探讨。

目前，全国各地继续把高校毕业生作为促进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正在落实中央相关文件的精神，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挖掘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基层岗位，出台了包括鼓励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在招聘时向高校毕业生重点倾斜;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按规定予以补贴等多项优惠政策。

“供需”是根本原因

第一财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青年失业率高达18.2%，如何看待这一数据?这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姚凯：从全球范围来看，青年失业率都是比较高的，虽然目前我国的青年失业率高于往年，但并不算过高，而且疫情对全球的经济都造成了冲击。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就业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存活质量受到影响，提供的岗位数量有一定减少，但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样就导致了大学生就业景气指数的下降。

今年高校毕业生比2021年多了167万，达到了1076万的历史新高。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经济韧性，经过防疫抗疫阶段之后，经济会进一步恢复，企业复工复产之后，可以消化一部分失业数据，国家还在出台一些针对大学生就业的优惠政策，比如缓解大学生的还贷压力，让他们“轻装上阵”，我相信过段时间我国青年失业率的数据会出现下降。

张成刚：国际经验表明，青年失业率是要高于平均失业率的，一般是两倍左右。4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6.1%，青年失业率是它的三倍，是略有些不理想的，但我们也要看到青年失业率是一个波动比较大的数字，具有很强的周期性，一般在第三季度会爬到高位，第四季度会大幅回落，这其中可能会相差4、5个百分点。

供需是这一数据背后的根本原因，不仅包括今年新增加的167万毕业生，其他还包括从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积压下来的未就业的非应届大学毕业生;以及本来打算出国留学，或是留学之后本来打算在国外工作但又回来的学生，也有几十万人;还有个原因是，三年前高职进行了“百万扩招”计划，今年是他们毕业的第一年。上面的这些原因叠加起来造成了供给增加。

需求方面则受到疫情的影响，各个行业特别是吸纳就业规模最大的服务性行业受到了较大冲击，这些行业减少了对大学生的需求。

我想和大学生说的一点是，虽然总体上青年失业率比较高，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是两种思维，宏观趋势和微观机遇不一定完全匹配，青年失业率高企并不意味着每个大学生都很难找到工作，学生重点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

冯丽娟：我在多年帮助企业招人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痛点，企业和我们反馈招人难，而学生却反馈工作不好找，青年就业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业质量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并不认为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就业，他们要求的是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从小学开始，中国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就是不遗余力的，投入非常多。所以学生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他觉得没有满意的工作机会，就会选择考研、考编制，一年考不上甚至会选择来年再考。这种“慢就业”也是青年失业率上升的原因。

2020年疫情发生以后，不只是说供需之间，很多的企业招人的心态、大学生求职的心态上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需要我们从教育改革、学生职业观念的培养等多方面来创造就业的可能。

疫情下大学生就业机会在哪里

第一财经：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大学生就业在哪些方面有比较多的机会?国有企事业单位岗位的开发还有多少潜力?

冯丽娟：根据我们对就业市场的监测，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一些大的科技公司、新能源企业等近年来成长特别快的企业，都面临减员的压力。今年以来，由于原材料短缺、成本增加等原因，企业采取了一种降低开支的策略，在招聘上持保守态度。

但我一直强调的是，“大厂”不是解决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学生也不应该把关注点都放在“大厂”，我国注册企业数已经上亿了，在这上亿的企业中有10%的活跃雇主，每家只需要招一个大学生，1000万大学生很快能被“消化”。

现在的企业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这种转型是特别切合年轻人的。如果不是遇到疫情这么特殊的情况，青年人的就业并不困难，企业对年轻人的需求很大，真正最难就业的是35岁以上的成熟人才，他们的技能转化最辛苦，他们是属于市场上要被淘汰的那一批人。

现在大学生就业最大的痛点并不是“大厂裁员”，而是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招聘大学生的参与度不高，因为这些企业招不起也留不住大学生。如果这些中小企业一直不能很好地参与到大学生就业中来，大学生就业的问题真的是很难解决。

张成刚：现在国家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