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也是硬道理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头，即经济增长如何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很难说百分之几就代表正常与合理。但放长来看，在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9.3%的基础上，2012～2015年进入7时代，2016～2019年进入6时代，2020～2021年进入5时代(两年平均5.1%)，今年一季度进入4时代(4.8%)，增速缓缓下移，可能从量变到质变，这一趋势是堪忧的。

2016年《人民日报》引用权威人士观点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现在看，L的这一横正在下移。

就我的理解，“L型”强调的是，没有发展的增长、靠加杠杆刺激的增长，是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隐患很大。所以要告别GDP崇拜，不盲目追求速度，而把经济金融稳定、防风险、调结构等等，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但近年来一些新的情况提醒我们，没有增长的发展也是无根的。没有一定的增长，内卷就会不断加剧，机会就会不断减少，政府也没有力量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所以不增长本身就是酝酿风险。

经济活力来自经济人的动能。凯恩斯最早提出“动物精神”，“我们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后而得到的加权平均数所导致的后果”。他认为，“我们积极行动的很大一部分来源自自发的乐观情绪”。

换句话说，自发的内在冲动是市场主体之必须。如果抱着无所事事的态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一切都要事先算好，不敢闯不敢试，那他们就不是野生动物而是圈养动物了，那样的原野怎能不暮气沉沉?

再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经济需不需要努力追求增长呢?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中央对建议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多位经济学家据此测算，按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计算，要求未来15年GDP实际增速年均达到4.8%左右。

中国经济过去有过一段“保8”的时间，即努力保持GDP增长8%以上。现在能不能提出“保5”?今年是“十四五”第二年，如果现在都没有“保5”的决心，往后基数越大增长越难，估计很快滑到和发达国家差不多的速度也是有可能的，而我们的人均水平只有他们的几分之一。如果那样，就不只是“未富先老”，还是“未富先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预计今年美国GDP增速为3.7%，日本为2.4%，中国为4.4%。中美速差已经收敛到不到1个百分点。林毅夫测算说，“如果我们的人均GDP(购买力评价指标)增速每年比美国高2.5个百分点，那么到205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美国的50%;如果高1.5个百分点，那么要等到2070年;如果只高1个百分点，那么还要等到2090年”。他的结论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就不得不加快发展。

经济学家余永定在其文集《太阳之下无新事》中指出，回顾过去20余年中国宏观调控的历程，“所有这些经验教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增长是硬道理”;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我们当然应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

经济没有增长，国家就没有未来。

增长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当然有着坚实的基本面和回旋空间。但也要客观看到，今天要让增长回归正常并不容易，必须依靠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紧迫感方有可能。

目前我国拥有8.8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38.8岁，有评论将此作为中国人口红利依然存在的依据。但如果知道2011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4亿左右，10年之间下降了近6000万，就会明白人口红利是一个昨天的故事，已有很大衰减。再看年龄，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4岁，比我们年轻10岁。

当然，年轻未必就是优势，因为年轻的人口还要和教育、产业、社会流动的自由度等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转变为红利。但中国人口的结构性变化对增长不利，无疑是确定的。

人们常说，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是中国经济的坚强支撑。但现在的情况是内需的增速远远赶不上外需，尽管外需的增速已在明显下降。今年1-4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长12.5%，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同比下降0.2%，就连增速最快的网购也只是同比增长了5.2%。

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与全球化深度依存。但在地缘经济分裂风险上升、经济一体化被各种限制因素所困的背景下，昔日的大风口也被一道道阴影笼罩。

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今年4月指出，“世界经济正在分裂为拥有不同贸易和技术标准、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这种巨变将带来痛苦的调整成本。供应链、研发和生产网络将被打破并需要重建”。1944年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