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来疫情多地散发，经济遭受更为严峻的下行压力冲击，宏观政策进一步加码稳增长。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涵盖6方面33项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专访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就当前经济众多热点问题、地方财税体系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话题展开对话。贾康在近期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改革真命题：迈向高质量发展》中提出，优化税制结构，需要深化税制改革。我国需要构建一个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多税种在内的税收调节体系，对接预算体系运行，从消费支出、收入流量和收入存量各方面“抽肥补瘦”地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这些税种在调节范围、调节力度和调节广度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关系，逐渐形成一个以直接税为主，以所得税调节即期收入分配，以消费税和财产税、遗产税调节个人财富积累水平，以社会保障税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来源，具有连续性和整体协调性的税收调节机制。

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补贴

证券时报：3月以来疫情多地散发，经济遭受更为严峻的下行压力冲击，您怎么看当前的经济政策?

贾康：3月以来，广东、上海、北京先后遭受疫情冲击，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超预期的，会影响全年整体的经济发展态势。因此，当前要密切关注并分析疫情冲击对经济形势造成的影响程度，要坚决贯彻落实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新近国务院对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大盘。

我们的政策空间是有的。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此前已经部署安排的一系列举措还有可以进一步加大力度的空间，相关部门应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结合更全面的数据做出判断，如果经济形势相当严竣、确有必要的话，可以参考借鉴1998年实行预算调整方案。

证券时报：1998年如何实行预算调整方案?近期市场对于发行特别国债的讨论较多，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发行特别国债。

贾康：1998年比较典型的举措是启动预算调整方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我们今年是不是有必要可以再发一轮抗疫特别国债?我认为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发行特别国债可以配之以预算调整方案。今年“两会”上没有提特别国债这个事，如果今年要增发的话，人大常委会审批后将能执行，具体将怎样?现在不好推测，但市场上的议论和建议是有道理的，有关部门可以结合更全面的经济数据，积极研讨制定方案。

我国已有在2020年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的先例，今年疫情看来已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烈度并不小于2020年，我认为是可以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特别国债所募集到的资金，可以用于支持大量小微企业，比如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减轻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与还贷压力，让它们能够生存，进而就有利于稳定就业。

证券时报：除了特别国债外，很多专家还建议加大消费券发行力度促进消费，消费券对消费的拉动作用究竟有多大，您如何看待?

贾康：2020年，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发行消费券，其本质是政府和企业一起促销，政府给一些补助。这个促销实际上是政府把一部分流转税提前让渡给企业，作为政策补贴刺激了消费，让企业能够通过促销继续运行下去。这种方式算总账看，可能并不需要耗费过多的财政补贴，反而可以通过促进消费实现企业营收的增长和财政税收的总体稳定。

证券时报：疫情期间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直接给居民现金促进消费，近期也有声音探讨我国是否可以直接发现金，您认为此举是否可行?

贾康：我国并不适合直接全民发钱促进消费，我国有14亿人口，不分收入高低直接全民发钱的方式，一方面是发不起，另一方面效果不会好。比较小的经济体如果有丰厚的财政结余，直接全民发钱可以促进消费，而美国能直接发钱则主要是靠美元霸权印钞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对中国来说，还是要讲究通过区别对待的方式促进消费，尤其是要加大对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力度。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给低收入阶层直接发放只能去换基本生活资料的食品券(FoodCoupon)模式：美国政府认定的低收入阶层拿到这种券之后，可以到超市里购买牛奶、面包、鸡蛋等食品。不过，中国如果借鉴这种模式也要防止有“黄牛”诱导低收入阶层领到这种券以后倒买倒卖，这就需要加强管理。还可以研究是否能利用数字人民币等技术手段，让领取食品券与个人身份证绑定，限定食品券的消费场景等。

三大方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证券时报：在您的新书《中国改革真命题：迈向高质量发展》中，您用了很大篇幅介绍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对于“十四五”期间的财税体制改革，书中提出，要以坚定不移落实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为深化改革的方向，可否详细介绍下您认为应该重点推进哪些改革举措，及其改革意义?

贾康：财政改革是我国历次经济与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和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进步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最高层级的指导文件，前所未有地专门提到“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