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已成为稳定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但受疫情多点扩散、中国家庭部门实际偿债负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和就业的不确定性上升后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等多重因素的压制，国内消费内生恢复动力不足，亟需政策进一步发力。目前已有多地发放消费券，但总规模在百亿之内，难以扭转消费低迷的趋势。目前来看，有必要出台更大规模的促消费政策，汽车和家电等大件消费可能是重要抓手。
为何促消费?最终消费支出占我国GDP比例及其对GDP同比的拉动，在多数年份超过50%，消费已成为稳定经济的“压舱石”，经济稳有赖于消费稳。但疫情后国内消费低迷，影响因素一是，疫情压制消费场景，今年4月社消和“五一”假期消费同比大跌就与此有关;二是，以家庭部门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年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衡量的实际偿债压力，我国均高于美英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三是，经济和就业的不确定性上升，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今年一季度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更多储蓄占比”创2002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在上述因素的压制下，居民消费内生性恢复的动力不足，需要政策引导和鼓励，进而更好发挥其“压舱石”的作用。
目前已有多地发放消费券，但对总消费的提振作用可能有限。9号文并未提及消费券。2009年经验显示，中央对全国层面发放消费券或持更谨慎态度。不过，今年已有多地发放消费券。参考2020年经验，消费券的杠杆率在3.5左右。但目前所发放消费券的总规模不足百亿，且因有使用期限要求(通常在一个月以内)，会透支后续的消费;2021年仅统计实物性商品和餐饮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已达44.1万亿，仅目前已发放的消费券规模，对消费恢复的边际贡献不大。
如何促消费?更多促消费政策值得期待，汽车和家电等大件消费可能是后续促消费的重点。汽车方面，中国在2009年—2010年、2015年—2017年实施了两轮大规模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均取得了积极效果。目前来看，2022年刺激汽车消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在上升：一是，汽车已成为拖累消费的最重要分项，4月拖累限额以上企业零售总额9.0个百分点;二是，因除9号文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外，目前已有多地部署了汽车消费刺激政策;三是，由于中国汽车保有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换购需求也在增加，各类刺激政策有助于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托底经济。家电方面，2007年到2012年，国内实施了一轮大规模的家电消费刺激，财政资金对家电销售额的杠杆率约为8.9倍，成效显著。目前北京、广东、郑州等地已开始刺激家电消费，后续可能扩大到更多省市。
消费是稳定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但疫情后“补偿式消费”迟迟未至。今年3月国内疫情多点扩散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的同比增速都转负，4月跌幅进一步扩大。疫情限制、偿债压力和预期不稳定，国内消费内生性恢复的动力不足，需要政策引导和鼓励。4月13日国常会部署促进消费的政策举措，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9号文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多地先后发放消费券。我们认为，消费券在拉动消费时有杠杆作用，但鉴于消费券的规模不大，后续可能需要围绕刺激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出台相关政策，以更好发挥消费在拉动经济、改善民生和稳定就业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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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促消费?
消费已成为稳定中国经济的“压舱石”，经济稳有赖于消费稳。这体现在两点：一是，支出法核算GDP时，1978年到2020年(2021年数据尚未公布)，最终消费支出占中国GDP的比例，除2010年是低点只有49.3%外，其余年份都超过50%。即使是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的2020年，该比例也有54.3%;二是，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GDP同比的贡献率，即每年的GDP增量中最终消费支出占多少，2011年到2021年这11年中，除2020年受疫情影响只有-6.8%外，其余年份均超过50%。可见，无论是从绝对量的占比，还是从增量的贡献率来看，经济稳都有赖于消费稳。
2022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GDP同比的拉动为3.3个百分点，贡献率达69%。按2016年-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平均为55.1%来推算，今年一季度GDP最终消费支出同比可能接近6%，明显高于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同比1.3%。
两者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统计方法不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在销售环节统计;而最终消费支出是在使用环节统计，统计主体是居民和政府，GDP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其中，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基于住户调查(属于抽样调查)中的消费支出资料来计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5.7%;政府消费支出主要是指工资性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等，属于非生产性的，不形成任何资产。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这两本账支出同比增长16.2%，考虑到近年财政支出正逐步从投资向消费倾斜，即使是剔除价格因素后，政府消费支出可能也有两位数的增速。综合考虑居民和政府的消费支出，今年一季度GDP最终消费支出增速相对较高。
这给我们两个启示：一是，提振居民消费意愿、促进居民消费恢复至关重要;二是财政支出向公共消费倾斜，也会直接促进消费更好发挥经济“压舱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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