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居家的时间长了，人们心态上难免有变化。忙碌之余，感到无聊、无力，是人们在特殊生活情况下容易出现的情绪，排解无聊成了日常需要。新书《我们为何无聊》开出的药方值得我们尝试。

无聊是因为看得太多了

两位加拿大心理学家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在《我们为何无聊》一书中解释了人类无聊的成因、来源和蔓延。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叫“Outofmyskull”，直译为“走出我的头骨”，一针见血地描述了无聊问题的现实性——当代人因无聊而感到头疼。

世界纷繁复杂，信息大爆炸产生的数码碎片充斥着人们的脑子。当代人短暂地度过了驾驭数码产品、享受各种快乐的甜蜜时光，便进入到漫长的僵持阶段，被技术、设备拖着走。

作家马伯庸在社交网络上问大家：“上周手机屏幕使用时间减少了33%，每天平均5小时48分钟，这个使用量算不算沉迷?”知名足球评论员克韩回应称，他上周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长达每天11小时。《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上周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为72小时，平均使用时间长达每周79小时。

与作家相比，媒体人员显然更依赖手机，每天看手机10小时以上是常态。记者本人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是每天11小时45分钟。随时接收和发送信息既是一种积极参与生活变化的行为，也是一种被变化拖着走的表现。

丹克特和伊斯特伍德在书中指出：“今天的我们被信息淹没，而信息过量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变成噪声。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兴致大减，无聊随之而来。”疫情期间，随着不断更新的疫情防控进展在网络上发布，与此同时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见闻感受更新到网络上，人们的居家空余时间就迅速被这些信息填满。

人们需要一个合理的尺度，来兼顾两个重要的方面：了解不断变化的形势，并保持居家期间的身心健康。

书中援引心理学和哲学大家威廉·詹姆斯的观点称，无可救药的乏味感与信息数量的增加而非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关。德国作家、社会学家克拉考尔则把这个问题的责任归于媒体制造的信息太多了，“更多的新闻混淆了我们区分信息和噪声的能力”。

社会学家奥林·克莱普则提出，“信息缺失让单调的事情显得无聊”，他的观点或许比詹姆斯和克拉考尔更接近我们熟悉的当代生活。无聊焦虑的时候，我们下意识地刷手机，正是不断刷到的单薄、重复、枯燥、夸张、虚假的劣质信息使我们真正察觉到无聊的存在。越没劲，就越想要找办法去“破”。

克莱普认为，“无聊产生于节奏越来越快，变化缺乏意义，行动缺乏终点的时候”。信息太少或变化太少都会显得单调，信息太多则会让人有种被变化控制住的感觉。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一条突发新闻到下一条突发新闻，一直看下去，我们从未停下来仔细想想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例如，网购是很常见的消费方式，但是网购成瘾达到“剁手”的程度，就成为一种“杀时间”的行为。贵州师范学院的一项研究，对604名该校在校大学生的自我控制水平、网购成瘾情况和无聊倾向作了问卷调查，发现大四学生的问题最大。这些同学已基本修完了全部课程，有大量空闲时间，“大学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已没有新鲜感和乐趣，日常生活单调乏味，他们又大多脱离了家庭约束，却心理尚未成熟，对自身行为的控制能力较弱”，因此容易陷入“买买买”而不能自拔。

封控中的上海也有类似情况，一些居委会对小区团购行为作出规范，并提醒居民本着防疫第一的原则，要“理性购物”，志愿者团队、居民自治组织等也有所响应。对一些居民来说，多买点儿也许是为了更安心，也是试图通过购物来积极创造意义，冲抵居家生活中时不时出现的无聊情绪。

找点乐子也是创造意义

长宁区居民陈萍最近沉迷于摆盘。她的先生厨艺精湛，两人每天努力把新做的菜摆盘成有趣的形状，茄子模仿靴子、彩椒和西红柿刻成花状、西芹摆成孔雀，做绿豆糕再雕花、西瓜瓤刻字、用瓜子大枣等零食摆成画，等等。拍好图分享到朋友圈，再把“作品”吃掉，不浪费。用她的话来说，既然不能出门工作，“每天也没别的事情，除了做饭、吃饭、看手机、睡觉，给自己增添一些乐趣吧”。

利用有限的出门时间看一看身边的植物，也是不错的排遣。住在闵行区的林洵在4月20日谷雨那天仔细端详了小区里的香樟花。她告诉记者：“谷雨节气，山雨欲来。香樟开花散发的细细馨香，不无聊的人恐怕是不会注意到的。”经常去安徽、福建等地的山区工作，使她对远方的自然变迁总有念想。身边微小的自然变化，会勾起人对常态生活的追忆。观察到这样的美好，对人们有鼓励效果。

住在虹口区的顾依把家里的衣服、饰品都整理了一遍。原本她有每天上班前对镜自拍、把穿搭秀在社交网络的习惯，现在虽然不能出门，她还时不时穿搭、自拍，这回是为了把多余的衣服、饰品二手转售。她还是一位健身爱好者，居家期间也每天坚持室内训练，并把一些经验体会、新学到的训练方法分享给网友。

总之，每个人都在尽力地走在自己生活风格的延长线上，希望给等待城市恢复正常的日子找点趣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春曾制作了一档播客《抗疫期间中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