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硕良言》新冠病毒第五波疫情自去年底在香港爆发后持续肆虐，截至本文为止，染疫人数超过一百二十万，不幸染疫离世者多达九千一百多人，不论患者及逝者均创香港开埠以来的历史新高，实在令人悲痛。

今波疫情之所以如此惨烈，一方面，这波疫情主要由传播力极强的变异病毒侏「OMICRON」所引发，再加上，这九千多名的逝者，大多数都是未有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疫苗的长者及长期病患者，从而令今波疫情的患者及逝者均较前四波疫情呈现几何级倍增。

话虽如此，然而，根据不少海内外的医学研究显示，「OMICRON」变异病毒侏的传播力虽然惊人，但其毒性均较其他变异病毒侏如:「DELTA」为弱。而笔者作为其中一名染疫康复者，与其他绝大部分的染疫者一样，在病发期间，除了，出现过轻微发烧、喉咙痛、咳嗽及失声之外，病情不算太过严重，只需要一些基本治理也可康复。

回顾今波的疫情走向，自2月中疫情开始急遽扩散，新增确诊人数升至每日数百宗之后，香港主力收治新冠病患者的公营医院开始告急，而在新增确诊者暴增每日数万宗时，公营医院经已全面崩溃，不少染疫的长者或长期病患者要在严寒的天气下，露天等候数日希望可以入院治疗、急症室内出现人满之患，甚至出现病房及急症室内的患者与遗体同处一室的惨况。因此，有不少逝者极有可能是在染疫之初，未能获得基本及适切的治理，令他们由小病变大病，大病变死亡。

就此，我们是否需要反思一下，为何我们每年投放数百亿元公帑建立的公营医疗系统，在疫情面前完全失去韧力，变得不堪一击?香港的医科培训强调要专业化，每一名医科生需要经过六年基本的医学学习，加上一年到公营医院进行实习后，再进行六年的专科培训成为专科医生。虽然，香港并非规定一定要专科医生才能执业救治病人，不过，为了有更好的个人事业发展，香港很大部分的医生亦参与专科培训成为专科医生。

当然，香港强调专科化培训医护人员，无疑有助提升香港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提升市民对医护人员的信心，不过，这亦同时导致香港培训医护人员的成本高昂(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每一名医科生每年需要动用过百万元的公帑进行培训)，培训时间漫长，更重要的是，当局无法在紧急及逼切的情况下，迅速增加医护人员的培训及供应，应对突发危机。

面对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当局在上届立法会会期尾段，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放宽海外医生来港执业的限制，并且获得立法会通过;而特区政府亦在本月中请求中央政府派遣内地医护人员来港协助救治患者。引入海外医生及寻求内地医护人员援助，当然有助缓解香港医护人手不足及目前因疫情导致公营医疗系统面对的重压，不过，我们同时亦要检讨一下香港医疗体系的问题。

香港的医疗体系除了重视「专科化」，另外一个特色是「重治疗、轻预防」，绝大部分的市民，除了小部分较为富裕的市民外，一旦有较为严重或「手尾长」的疾病，例如:各种长期病患，都会集中前往公营医院或诊所接受治疗，这种集中往公营医疗体系寻求治疗的「集中化」医疗模式，本身经已令公营医院及诊所的公营医疗体系压力巨大。

为了扭转有关局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于2017年的《施政报告》中，经已提出要建立基层医疗体系，并计划在全港十八区分阶段设立社区康健中心，而这些社区康健中心透过提供健康资讯，协助长期病患者管理病情等「重预防」的手段，提升市民健康之馀，亦减少公营医院及诊所的压力。

当局提出「重预防」的基层医疗概念，本身是十分可取，然而，在实际操作时明显过于保守。首先，当局强调希望结合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力量构建基层医疗网络，可是，基层医疗网络仍然以专业医护团队为主导。

笔者曾在立法会内「基层医疗十年计划」的动议辩论中提出，当局在推动基层医疗发展时，应该深化与病人自助组织及其他NGO合作，这些组织本身有相应的培训设施、人员和团队，如果可以给予适切的资源、培训及支援，让这些NGO加入成为提供基层医疗服务的一员，无疑是完善香港基层医疗服务的新方向之一。

若然，笔者提及将病人自助组织等NGO加入成为基层医疗体系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可以向长期病患者提供合适建议、提高有关群组的疫苗接种率及加快完成疫苗接种的进度、减低有关群组因未有或未完成接种疫苗的重症或死亡率;而在疫情爆发后，他们亦可以参与照顾及治理染疫的轻症长期病患者，避免不少染疫的长期病患者因欠缺基本照顾，导致轻症变重症的情况，减轻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减少失救致死的情况。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经历过今次疫情中血淋淋的教训后，香港社会是否在集中资源培养专业的医护人员之外，亦需要考虑在社会上广泛培训一些基本护理知识的人员，例如:护理员、院舍员工及病人互助组织的工作人员等，让他们积极参与基层医疗服务当中、甚或乎在中学课程中加入一些基本护理操作课程。在日常情况下，他们可以作为健康推广大使，教导市民大众如何过健康生活，而一旦再次出现疫情等重大公众卫生危机，他们就可以在当局提供防疫及治疗患者指引下，立即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