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劳动法典：目标、挑战与路径”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联合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就劳动法典编纂的时代意义以及体例、规范结构、重要制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叶静漪：中国劳动法发展的第三座里程碑

本次“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劳动法典：目标、挑战与路径”专题研讨会召开，是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法学界第一次大规模集会讨论劳动法典问题，议题关涉亿万劳动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法的发展有两座里程碑，第一座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相生的劳动法，第二座是与和谐社会相伴相生的劳动合同法。走向未来的劳动法，也就是未来劳动法发展的第三座里程碑，将是与新时代相伴相生的劳动法典。中国的劳动法学是中国劳动法的实践之学，我们要紧扣时代主题，积极为劳动法法典化献计出力，使劳动法典成为法治的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会长张鸣起：把握劳动法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趋势

当前劳动领域已经基本上实现有法可依，但是同时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当前，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对传统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调整方式带来新挑战，迫切需要加强对劳动法基础理论、具体制度、现状与发展的研究。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们开展劳动法典编纂研究重要遵循，对开展劳动法典编纂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法典编纂是系统长期艰巨的立法任务，编纂劳动法典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需要学界开展深入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为立法工作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劳动法典编纂时要把握劳动法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趋势，总结劳动法典编纂的他国经验和规律，深入研究新阶段劳动法典编纂的时代特征和本土特色，努力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推出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借鉴民法典经验立足中国实践

在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初期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大家首先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即要区分民法问题和纯粹民法学问题，避免把纯粹民法学问题讨论结论法典化，结论要转化为民法典规则设计或者与民法典的规则适用直接相关的民法问题，则需要做进一步的类型区分。民法问题可以进一步分为事实判断问题、价值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立法技术问题和司法技术问题。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民法问题采取不同的讨论方法。

在劳动法典编纂过程中，也可以考虑如何对争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类型区分，展开针对性讨论。民法典编纂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获得了较高评价，是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在编纂劳动法典过程中也应争取做到立足中国实践，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要求，充分回应从工业文明转向信息文明所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林嘉：

编纂劳动法典有四个方面目标

编纂劳动法典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实现劳动法律规范的体系化、不断提高劳动立法质量、提高劳动法律位阶和提高劳动立法权威四个方面。目前我们国家劳动法治存在很大完善空间，制度建构方面缺失基础性法律，法律实践方面新业态劳动法规范调整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在法典制定过程中，既要编又要纂，通过劳动法编纂工作，全面系统修订现有法律，填补制度空间，清理过时无法适应当下经济社会需求规定。劳动法制实践在持续推进，也为劳动法典提出了现实需求。劳动法学研究不断丰富和活跃，对体系建构、概念术语、制度安排、规则设计等核心问题都有年轻新生力量不断加入，在基础理论方面、法律适用方面和制度创新方面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劳动法典应当走两步走路径：首先，补齐单行法。将劳动基准法、集体合同法尽可能补齐。其次，启动劳动法典编纂，最终实现劳动法体系科学化和规范化。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封丽霞：劳动法典编纂对制度改革大有裨益

从立法角度来看，劳动立法数量众多，制度相对完备，但有很多只是原则性规定，同时低层级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立法数量非常庞大。应借劳动法典编纂的契机，对现有劳动立法进行汇编、清理，对推动劳动法学研究、推动劳动立法、劳动法律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有裨益。

基本立法范畴需要体现时代性，劳动法典不是对现有法律制度的简单归纳、列举，而是集成性的提升。在编纂劳动法典中有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是疫情导致一些失业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就业;二是平台用工、零工经济中劳动的安全性和用工的灵活性如何平衡;三是实行三孩政策背景下妇女劳动权益如何保护;四是人工智能对传统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是否要进行前瞻性立法的回应;五是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再就业形成的特殊的老年人劳动者群体，如何进行再就业的法律规制;六是“一带一路”、“走出去”等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中，如何处理好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