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高质量发展，再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爱社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走入要素市场改革的关键时段，如何更好地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意见》明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张燕生告诉记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是要实现‘制度一律’，就是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其核心是要形成合力，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在张燕生看来：“要实现制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现代化，就要通过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的衔接，建立起中国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程可能会需要30年的时间。”

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

新发展阶段的“新”核心在于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的现代化，就是说我们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要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相衔接。

《中国经营报》：统一大市场的政策为什么在这个时点推出?如何理解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张燕生：要理解《意见》在这一时点推出的重要性，首先要正确理解我们正在构建的新发展格局，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要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国内大循环是依托国内大市场，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高效循环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有分析认为，中国拥有14亿人口规模、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预计2035年中国消费市场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中国将成为全球新的消费中心。因此，怎样把国内大市场这篇文章做好，打破地方或部门的保护主义，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建立“制度一律”的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支撑和内在要求。

第二，我们正进入到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的“新”核心在于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的现代化，就是说我们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要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相衔接，所以《意见》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讲构建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治理革命。

第三，《意见》提出建立统一大市场，要知道谁在阻碍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五统一”重在“立”，即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从“破”的角度，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破除地方的保护主义，行业的本位主义，企业的经济垄断，以及种种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为，说到底，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公平竞争、法治经济、开放经济。所以，文件有相当一部分在谈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当前，我们要跳出经济的历史周期率，一方面需要内生的改革动力，另一方面也要有外来的竞争压力。这与我们正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签署CAI(中欧投资协定)都是一脉相承的，即向着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前进。

首要问题是“制度一律”

我们说实现“制度一律”，“律”在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统一大市场解决的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迫切程度是怎样的?

张燕生：我们知道，新发展格局要依托国内大市场，要依托内需，靠国内的消费和需求，依托国内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意见》提出了核心五个“统一”，其中一点就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即无论是产权制度还是市场准入，无论是公平竞争还是社会信用，实际上讲的都是“制度一律”。无论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还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北振兴或西部大开发，都需要统一的制度规则。

然而，由于过去40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代价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规则各地存在差异，深圳有深圳的做法，东北有东北的做法，甘肃有甘肃的做法，江苏有江苏的做法……我们说，这些都是从实际出发探索出来的制度创新成果，但“摸着石头过河”是要有顶层设计的，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是“制度一律”。这对制度的现代化、法治经济，以及建设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都是最核心的。简单说，顶层设计就是要结束过去野蛮生长、盲动性强的状态，结束那些制度规则千奇百怪的状态。

我们说实现“制度一律”，“律”在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我个人认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