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居民对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的一种称呼。他们可能是医护、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警察，也有可能是专业从事消杀工作的人员，或者为补充人力而向社会招募的“特保”。

对于上海市民来说，在经历这轮大规模疫情前，“大白”的现身是小区出现异常的“信号”，但在经历了这一轮的长时间封控后，人们对“大白”的认知起了变化。在3月28日上海宣布按照以黄浦江为界，压茬封控、居民“足不出户”后，维持生活正常运转的基本工作，比如做核酸、取物资、扔垃圾等，全部都要依赖于“大白”才能完成。

脱下防护服，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我们在上海寻找到几位不同岗位的“大白”，有主动报名前往方舱工作的牙科医生，有从其他公司抽调而来、负责看守楼道的“特保”，有在小区内组织起近400名志愿者团队的普通居民，还有在乡村锻炼的选调生。

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能了解不同类型“大白”的工作职责，他们的故事，也记录着城市抗疫的点滴。

方舱中的医护：从牙科大夫变成“全科赤脚医生”

黄正蔚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牙周科医生，3月中旬，他自发报名了前往方舱的医疗工作。

与日常接诊不同，方舱医生的工作，主要是观察病人病情的轻重程度，如果有加重的趋势，就要将其转移到定点医院治疗。一些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是医生的重点观察对象。

黄正蔚先后在世博方舱及奉贤方舱医院工作。他和同事们最大的感受是，“在方舱里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医护的工作按照当天的排班来，每天早晨舱内会先开一个例会，由负责人介绍当天舱内的整体情况，如哪个病床的病人需要特别留意下。

医生有两种不同的班次，一种是“入舱”的班，也就是穿上防护服，到方舱里巡一圈，与患者聊聊天。防护服的最佳防护时间为4小时，这也决定了医护应当4个小时更替一个班次。但因为方舱人手紧，一个“入舱”班次的时间通常为6个小时。据黄正蔚介绍，方舱内部会划分病区，一个病区一百人左右，每走完一个病区，就要一个多小时，世博方舱一圈走完，差不多就是一个班次的时间。

黄正蔚和同事们将这个班次的工作称之为“扫楼”，与病人多交流、疏导他们的心理压力是“扫楼”的重点。厚重的防护服不透气、场馆又大，巡视及和病人交流其实非常消耗体力。黄正蔚说，网上流传的“阳性患者扶助医护人员”的故事，就发生在世博方舱。

另一种班次则为场外的医疗值班，主要起后方支援作用，负责调拨药物、转诊等，一旦舱内医生发现某些病人有特殊情况，场外大白就要来协调相关工作。这个班次每次12个小时，早晚轮班。

方舱内部，医护病患比大约为1:5。黄正蔚说，护士的工作要更辛苦一些，他们要守在定点的“站位”上，还要承担给病人发饭、发药、测体温、核酸采样，甚至保洁的工作。

黄正蔚进入方舱之后，才知道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凶猛，和病患聊天时他得知，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的，可能只是出门买个菜就“阳了”。面对每天新收治的病人，黄正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但他也学会了“苦中作乐”，方舱内的工作对不同科室出身的医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拿纸笔、拿个步话机和病人聊聊天，可能还要随身带个扳手去修修东西。”病人提出的问题有时候也超出了他们的医学知识范畴。所以医生下班后，也经常聚在一起开展业务学习，黄正蔚和同事们开玩笑说，现在就要像“赤脚医生”一样拼命吸收新知识。

因为人手不够，从进舱起黄正蔚和同事们就贴了志愿者招募的广告，很多病人也主动愿意帮助医护人员，维持核酸采样秩序、打扫卫生，甚至维修床等场馆设施、维护电脑网络。最早一次核酸采样时，黄正蔚所在的方舱花了6个小时才完成。他们觉得效率太低了，就和志愿者一起开会、商量、安排流程，第二次采样只花了3个小时。

“除了医护，病患也是维持方舱运转的骨干。”黄正蔚说。

特保：脱下防护服，最想出去吃碗面

安明星是一位“特保大白”。他原本在上海市杨浦区住建局下的分包公司从事工程测量的工作。3月15日，他接到公司通知，要临时调往杨浦区所辖街道支持防疫工作。从那天起，他和另外10名同事变成了“特保大白”，工作职责是“看守楼道”——在有确诊患者的楼栋下守着，不允许本栋楼里的居民出入。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的住处变成了杨浦区不同街道、不同楼栋门口的帐篷。他看到了街道之间发放物资的区别，感受到了社区里的人情冷暖。

害怕——这是他的第一反应，第一次穿防护服时，安明星的心里非常胆怯，生活从一切如常变成与阳性楼栋捆绑在一起。一直到做了几天之后，看到医护人员上门做核酸，他自己也想开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看守杨浦区五角场街道政通路上一个小区的“小阳楼”，那会儿政策是“7+7”，第一个7天严格居家，第二个7天实行社区健康管理，他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守了7天，看着居民不让他们出楼栋，帮他们把外卖和快递从小区门口拿进来。这栋楼解封后，他还去了杨浦区内万达广场周边小区、复旦大学家属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