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行之有效，发挥了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机制;二是建立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的“报销”机制;三是发挥利率引导作用。
央行23条新政支持实体经济
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支持受困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三个方面，提出加强金融服务、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23条政策举措。
其中，《通知》指出，要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行业、企业、人群等金融支持。《通知》强调，要抓好抓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落地。用好用足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碳减排支持工具，优化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全力保障粮食、能源稳定供应。设立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支持普惠养老机构融资。《通知》要求，发挥好民航应急贷款作用，加快科技创新再贷款落地，建立信贷、债券融资对接机制，支持货运物流畅通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循环。
4月18日，央行、外汇局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对《通知》解读时，央行表示，加大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支持力度，用好支农支小再贷款和两项减碳工具，加快1000亿元再贷款投放交通物流领域(以下简称物流再贷款)，创设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400亿元普惠养老再贷款，预计带动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多增1万亿元。
这些再贷款都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而自2020年以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包括各类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其重要性不断凸显。
究其原因，一方面，总量性货币空间相比此前已大幅减少，央行珍惜总量性政策空间，而美联储加息缩表的背景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制约少。另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定向精准支持特定领域，避免总量性政策带来的资产泡沫等问题。
中信证券联席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2022年国内货币政策面临内外矛盾的权衡。内部看，国内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下台阶;外部看，海外货币政策宽松退潮，缩减QE乃至加息。内外权衡下，以再贷款为代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依然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工具。
结构性货币政策推陈出新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点，而货币政策则是总量政策，因此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总量工具，实现政策目标。
但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也推出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比如美联储创设了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绕开金融机构直接对工商企业实施融资支持，帮助企业发行商业票据补充营运资金。
中国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创设较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设立了再贷款和再贴现这两类传统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但直到2014年前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才迎来快速发展时期，包括PSL、MLF、定向降准等工具都创设出来。当时主要是顺应“定向调控”的宏观思路，加强对特定领域的支持。
2020年，为应对冲击，央行陆续分三批次推出1.8万亿专项再贷款，此后各种新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如两项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养老再贷款等等。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今年1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22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积极做好“加法”，落实好支持小微企业的市场化政策工具，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信贷增长缓慢地区的信贷投放，优化结构。精准发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
相比总量性货币政策，结构性货币政策要求金融机构使用央行提供的资金对特定的主体或领域进行支持，具有定向、精准的特点。那么，为何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2020年后密集增加?
分析来看，当前中国货币政策虽有降准降息空间，但空间相比此前已大幅减少，需珍惜总量性政策的空间。与此同时，美联储开启加息缩表，对中国总量性政策形成制约，而结构性货币政策制约小，货币政策被迫更加倚重后者。
明明表示：“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已成为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更加要求精准性和直达性，在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诉求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种类以及功能逐渐丰富。”
“面临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的复杂环境，银行货币创造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容易受到约束，银行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出现梗阻。”刘国强2020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此时，仅靠总量调节，不仅很难有效发挥作用，还容易带来加剧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只有调整好结构，才能实现更好的总量调节效果。”
央行在2020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专栏文章《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一文(下称专栏文章)中指出，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摩擦，市场体系面临市场失灵的风险，微观主体在现实中是异质性的，如果货币政策只注意总量，则会造成更大的结构扭曲，总量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通过引入激励相容机制，结构性货币政策有利于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