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一定会度过奥密克戎带给这座城市的苦与难，并告别里边一言难尽、外边众口评说的复杂滋味。

现在一切资源都在极限压力下调动起来，到4月15日方舱医院总床位已突破27万张，70多万名党员向社区报到助力解决基本物资需求问题，近5万名医务工作者和核酸检测力量从全国各地前来支援，他们回去后都要隔离14天。上海的疫情传播指数已由当初的2.27下降到1.23，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的防控干预后，每个感染者在一个传染期内平均可以传播的人数下降了接近一半，社会面清零的曙光已经不远。

一切都会结束的。全国都在看我们如何咬牙扛过最后的日子。

如果说在全国人民心中武汉抗疫的终局是一座英雄城市的胜利，上海抗疫的终局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浩大的问题下答着属于自己的那一小题。

我估计到那一天，很多人会说，终于结束了，解脱了。我们也会表彰那些无畏拼搏、全力付出的勇者、劳者和舍己为人者，但我们能不能说，这是一场胜利?

有些时候，有些事件，对问题的总结比对经验的总结重要得多。因为我们不愿意这样再来一次，或者说，如果再来一次，我们不愿意这样。

身在上海，几乎每天都会有四面八方的问询。我母亲80多岁，在老家为上海的感染数据心惊。我岳父80多岁，要我们一家去昆明避难。我在纽约的前同事，问要不要给我寄些罐头。我在亚特兰大的中学同学，说看了上海的视频晚上睡不好。有的朋友在海外，父母岳父母在上海，他们帮老人抢菜，抢到了经常运不到。

我们就这样被关切着。我们是在哪里?这是中国第一大都市、正在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上海吗?

我拼命解释，我们挺正常，虽然小区3月19日开始封闭，但靠团购生活没问题。身边有朋友感染，很快就好了，这病毒来得快去得也快，真的不用担心。我在几个微信群里看到外地、国外的朋友问，“本群的上海朋友有多少在挨饿?”没有谁说“是”。

投资家徐新家在浦东花木街道，她要团购面包和牛奶的截屏转得一塌糊涂。我问她，她说儿子的同学从香港来，都住她家，一共十几人，所以要多团点东西。很正常一件事，没想到也成了大新闻。

无论苦难还是胜利，总让人联想到决绝的战斗、刚毅的勇气、坚强的韧性、人道的力量，等等，但网上对上海的建构，充满了某种戏谑和调侃。而我们也无法说上海没问题。真也说不出口。

因为并不是没有饥饿。我就有住在宝山区大场镇的熟人，因为一开始物资发放不及时，每天就靠两包方便面充饥，快没了，很辛苦，到4月5日清明节那天终于每户发了一袋米和一箱牛奶。包括我的母校复旦在内的多所大学，都有一些老先生出现生活物资困难，前天我们复旦文创同学会的一些热心校友还通过盒马给裘锡圭教授等82位复旦老师送去了礼包、苹果等。

即使绝大部分人没有吃饭问题，但哪怕一个极小比例在某个时间段里有过，乘以2500万人的基数，也不是小数。他们也不是没有反映，但常常落实不好。更要紧的是，封的时间比预期长很多，大家存的粮囤的菜都不够，要靠源源不断的新供给，谁心里没有过七上八下?!

2

如果说吃饭的问题在于不会抢、不会团不行，我们真正的伤痛，还是那些因为冷漠、疏漏、僵硬的教条、次生灾害甚或网络暴力而遭遇不幸的逝者，以及看着揪心的求救信号。在一个非正常时期，人们对有些灾难的发生会增强容忍性，但有些底线一旦被冲破，就会形成长久的记忆，笼罩在城市上空，一想起就隐隐作痛。对城市社会资本的损伤，这一次是巨大的。

我自己感到心碎的时刻，一次是东方医院的周护士之死;一次是那位女性通过跑腿小哥为患有听障的父亲送菜，给小哥充了200元电话费以示谢意，被因网暴说钱太少，想不开跳了楼。还有就是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的钱主任，一个多月住办公室，几乎每晚都要开两次视频会，接着安排工作落实，忙到深夜。他有过抑郁，妻子也患重病，加上高强度的压力，没坚持住，自己走了。

钱先生是一个缩影，说明不少有着直接抗疫任务的人绷得太紧，已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我想对所有像钱先生一样劳碌的人说一句：虽然肩上有责，但心里的压力一定要懂得放一放，一时清不了也不是你的错，别太为难自己。

在我们各个小区的群里，包括线下，也能看到因为封的时间太长而出现的各种口角，有时能化解、理解、说声对不起，知道都不容易，有时就积郁在那里，对身心也是伤害。

我甚至想，如果奥密克戎真是一种狡猾的阴谋，那它的目的不是要害死人而是要乱人心，让人自乱、相争。它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人财物代价、时间成本，以及经济停顿的损失，又没有让这座城市显示出那种伟大的抗争感——因为重症寥寥，轻症和被隔离者所需治疗也寥寥，和两年多前武汉与陌生病毒殊死搏斗、动不动就是ICU奋战的景象全然不同。

所以我们对于自己抗击的对象，一定要心中有数。

首先，奥密克戎并不凶，它扩散快，但快来快走。“动态清零”是总目标，确实不能动摇，因为病毒的变异规律很复杂，说不定哪天又变凶了，而且它对老人特别是没打过疫苗的、有基础病的脆弱者“很不友好”(一位医生朋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