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小镇青年、Z世代之后,又一个规模多达3亿的群体有了自己的标签,那就是“新市民”。
近期,银保监会与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满足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一时间,关于“新市民”的讨论开始变得热烈,学界普遍认为,“新市民”群体有望成为刺激内需的新抓手和主力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市民”究竟是怎样一群人?本文将尝试给出答案。
“新市民”的历史
“新市民”其实历史已久。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里就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这便是“新市民”的雏形。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农民工群体长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常常被城市居民视为“打工仔”、“外来妹”,甚至难以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在此背景下,国内一些城市开始涌现出“变农民工为新市民”的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青岛和西安。
2006年2月,青岛市为使120万外来务工人员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将外来务工人员改称为“新市民”,其子女称为“新市民子女”,取得暂住证的“新市民”可享受保险、房贷、考驾照、出国旅游、子女入学等待遇。同年8月,西安市雁塔区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新市民”称谓的通知》,标志着“新市民”成为雁塔区40万农民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新称谓,按照文件要求,将“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者”、“农民工”等称谓统一规范为“新市民”。
这些举动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随后其他多个城市也掀起了“新市民”热潮,诸如沈阳、长春以及长三角的一些城市,纷纷提出将外来务工人员当作“新市民”看待,尽力消除各种针对他们的不合理待遇。
到了2014年7月,决策层召开会议时指出,对于长期居住在城市并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农民工,要逐步让他们融为城市“新市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能把他们视为城市“二等公民”;2017年,由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中,将农村转移人口和新毕业大学生也纳入了“新市民”的范畴。
而近期发布的《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新市民”涵盖的人群范围,即“因本人创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从规模上看,“新市民”已经多达3亿人。
如今放眼望去,“新市民”已经遍布城市各个角落,街边小店、建筑工地、快递外卖、车间机床……很多地方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虽然不是城市居民,可是由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深受城市文明熏陶,“新市民”早就不同于传统的农民,他们对于城市生活有着强烈渴求。尽管过去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已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他们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包括买房买车、子女上学、养老医疗、贷款来源等等。
近期官方文件的再度提及,让“新市民”群体的处境和诉求又一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
“新市民”的画像
“新市民”的画像又是怎样的呢?
诚然,仅凭官方文件给出的界定来认识“新市民”,难免显得抽象,我们不妨从其他维度来更细致地描绘这一群体的各方面特征。
(1)“新市民”在哪里?
想要满足“新市民”的种种诉求,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支持与服务,必然先要搞清楚他们在哪里。
理论上讲,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教育医疗资源越丰富,对于外来务工、高校求学、看病就医等人群的吸引力越大。事实也的确如此。参考兴业研究的测算结果,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的发达城市数量最多,“新市民”规模也最大,达到了1.3亿人,而排在第二位的华北东北地区只有0.47亿人。从城市角度看,超一线城市“新市民”规模最大,其中深圳有1378万人,上海则以1077万人紧随其后;一线城市的“新市民”数量大多集中在400~500万左右,不过一线城市中相对发达的成都、东莞和杭州的“新市民”数量分别达到了939万、737万和835万,显现出强大的城市吸引力体现出了较强的城市吸引力;至于二线城市的“新市民”,规模大都在200~300万之间,三线城市则在100万以内。
(2)“新市民”的行业、年龄及学历分布如何?
3亿“新市民”来到城市之后,随着各种从事工作的差别而拥有了不同的身份,如工人、蓝领、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高校学生等等,故而有必要对“新市民”的年龄分布进行估算。参考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新市民”群体以城乡流动人口为主,占比超过七成,而高校毕业生及新落户城镇居民仅占一成,说明外来务工人员是“新市民”的绝对主力。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不妨以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来近似代替全体“新市民”的行业分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51.5%的农民工都在从事服务业门类的工作,而第二产业里的农民工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