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耳机，关上电脑。32岁的程旭(化名)上传刚剪辑完成的Vlog(videoblog，视频博客)，设置好定时发布后，跳上床准备入睡。次日清晨6点，他还要去快递配送点集合。他上的是早班，下午4点就可以收工，如果感觉不累，他晚上偶尔还会去做代驾。

一年多前，程旭还是一位网剧编剧，工作室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与他解约，他从此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外卖、快递这些工作给了他新的生活体验，于是他平时也会带一个摄像头拍Vlog。

移动互联网和疫情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有人是形势所迫，也有人是顺其自然。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冲击实体经济之时，潘振东(化名)为了节省成本关闭了经营三年的卤肉店，解散员工，把店里的设备搬回了自家厨房，妻子凭着祖传的手艺继续在家卤肉，而他自己则跨上电动车成为卤肉配送员。

此后两年时间里，潘振东没再开实体店，改为网上订餐和电商销售后，还收获了外地的顾客。

过去两年来，类似程旭和潘振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疫情和新经济两种能量对冲之下，许多行业以及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在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带来争议，关于灵活就业的话题此前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认为，大家之所以选择灵活就业，是因为传统行业的“毕业”(解聘)越来越频繁。

人的处境总是很难一言概括。同为“打短工”的快递员，54岁的田忠平和26岁的陈浩就有完全不同的境遇，田忠平在自己职业的黄金年龄过去后一直在湖南长沙打各种短工，但他把自己看作自由职业者。陈浩则是在去上海加入父亲的公司之前，在老家体验生活。

不拘泥受聘，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按自己的需要去工作，可以说这既是自由职业，也是灵活就业的一种。

另一个侧面是，如今就业选择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就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新蓝领们“逃离”工厂，而过去依赖于熟人介绍工作的蓝领们甚至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带岗”来匹配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有高达2亿灵活就业者，相比于7.5亿的总就业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灵活就业并不完全等同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打短工、出苦力，它还包括一些看起来很精致的职业，个人律师、自由撰稿人、主播等都属于其中。

政府早在几年前就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将此作为刺激经济活力和拉动就业的方式大力支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提出要加大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

稳就业，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重点之一。而在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央视记者关于就业的提问时，再次提到灵活就业。他表示，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既解燃眉之急，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政府要针对他们的劳动权益、社会保障等问题，逐步完善政策。

灵活就业，以及其背后衍生的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但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推动灵活就业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只是“毕业”人群的无奈之选吗?

灵活就业只是迫不得已吗?

有25万人次观看了这场直播，超过1000人报名应聘。

虽说做着卤肉配送员的工作，实际上潘振东仍然是“老板”。

在疫情席卷之初果断放弃实体店铺，他的家人一度担心生活没有依靠。潘振东今年34岁，从部队退伍后与曾为战友的妻子一起，靠贷款在家乡宁夏银川做起了卤肉生意，他妻子家有卤肉秘方，夫妻二人勤勤恳恳，生意一直不错。

他们还有一个6岁大的孩子，2020年决定关店时，许多人都劝潘振东再考虑考虑。

“银川虽然没有暴发过疫情，但当时客流量还是少了很多，很多老顾客也都是微信找我下单，没必要再开店。”他告诉记者，店铺每月需要交1万多元租金，算上其他成本，每月需要支出2万元。

关店并不意味着生意结束，他申请更改了工商营业执照的登记信息，妻子每日在家卤肉，他则负责全城送货。

这种模式让夫妻俩不用再花费大量精力管理店铺，有了更多的空闲，开始研究别人如何通过直播和电商销售自家产品。2020年底，他开始拍短视频，内容主要是做卤肉，后来又开始直播，刚开始是本地人购买，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主顾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现在算下来，疫情实际没给我们带来太大损失，当然拍短视频和做电商也不容易，但与开实体店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是一种新的生活。”他说。

如果不是转做短视频和电商，潘振东可能已经失业。与他相比，程旭的选择却更加主动，早在疫情之前，他就已经不再想困于一纸劳动合同。“编剧是个劳动力过剩的行业，有点儿像学美术的，千万人中才有一个能真正‘出来’，大部分人收入很一般。成功者靠的不仅仅是实力，还有人脉和运气。”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从2019年开始他就想着辞掉工作，当一个自由职业者，按照自己的想法拍东西，而不受制于影视公司和投资方的要求。

此后疫情来临，程旭坦然接受解聘。此前他看到有人辞掉工作去送外卖来体验生活，不仅减掉了体重，其用文字记录并发表的故事颇受人关注，他也想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