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利差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反映经济主体在持有美元资产和持有人民币资产之间的利弊权衡选择。中美利差对货币政策的干扰是通过增强人民币汇率、跨境资金流动两条外部均衡的约束条件来实现的，通过回溯从2002年至2022年中美利差“倒挂”和“正常化”的历史，在中美利差收窄趋势中，如果出现国际收支恶化（资金外逃）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共振的情形，外部均衡会施压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继续宽松的空间会受到制约，但是只要人民币汇率维持稳定、或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任何一个条件出现，中美利差收窄均不会掣肘货币政策空间。

人民币汇率：202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实际利差定价，汇率波动对利差、货币政策的变化已经不敏感，人民币汇率在寻找“中美实际利差”的拐点，也即“中美通胀之差”的拐点。

跨境资金流动：从中美利差变化到影响外汇占款波动，中间最核心的传导机制是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等部门进行资产负债行为的调整，结汇和售汇的变动直接影响外汇占款的波动，2020年以后主动结汇率持续高于主动售汇率，并且外汇存款规模持续创新高，形成调节国际收支的第二层防护。

利差“倒挂”下中国央行怎样操作：当经济下行和信用紧缩等内部均衡问题需要货币宽松，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约束较强时，货币政策需要在内部均衡为主兼顾外部均衡来寻找平衡点。

处于高位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抑制经济总需求，决定货币政策需要维持宽松。中美名义利差收窄在没有见到中美通胀率之差的拐点之前，反过来制约货币政策宽松的概率不高。

中美政策基准利率之差时显示，DR007和联邦基准利率之差还保持有160多BP的空间，能够经受2季度美联储至少75个bp的加息。从打破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走高的紧缩困局来看，“降息”依然是政策的可选项。

风险提示：（1）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路径更加陡峭化；（2）全球通胀水平继续上行、经济衰退和“滞胀”风险加大；（3）中国3月份以来疫情形势的发展，以及当前防疫政策调整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