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产业有周期，经济有波动，一行一业，一国一城增速的快慢，无需过度解读。不过，近年来，重要支柱产业遭遇供给冲击、房价高企导致运营成本过高、企业外迁引发的对于产业空心化等担忧，的确应该引起重视。建市40多年来，深圳遭遇多次波折，引起过讨论，忧患意识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当中。

这一次，深圳该怎么突围?

“深圳最关键是要解决高成本问题”、“深圳应该寻求制度建设突破性创新”、“目前的优势并不足以让深圳高枕无忧”……在采访中，产业人士、行业专家、金融人士、城市规划专家等各抒己见，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寄托了对这个城市未来发展的殷殷之情。

敢为人先以改革释放动能

站在当下窥探未来，探索深圳接下来的发展路径，离不开对过去发展宝贵经验的传承。

深圳40多年来，在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市场体制、政府体制以及资本市场等各方面勇闯禁区，创下了诸多全国第一。在这些“第一”、“率先”突破中，人事、土地、住房、科技、金融、外贸等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突破，为这个城市带来勃勃生机，也为改革开放与创新提供了“深圳样本”。

40年过去了，经济特区的很多先行先试的做法被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原来很多很“特”的东西现在已经越来越不“特”了，特区要继续保持自身之“特”，就要不断升级。

“深圳在深化改革方面理应做出一些可以被称之为‘显著性’的大动作来。”中国城市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丁说。何谓显著性?直白地说，就是拿出深圳的看家本领——“闯”与“创”的精神，借助国家政策授予的实验权，在国内改革的深水区大胆进行新尝试，努力探求新突破。

“闯”与“创”曾让这个城市屡创奇迹，从一个小渔村到经济总量跃居亚洲前五的国际化都市。当下的深圳，依然要靠这两个字。

国家也对深圳的“闯”与“创”寄予厚望，近年来给予深圳许多改革试验政策，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方案》等，如何用好，怎么发力，成为深圳亟需思考的问题。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中央提出综合授权的概念，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的体系性和全局性问题。综合授权就是相互配套的多个改革一次性批量授权。中央主要是定方向、划底线，在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到底哪些改革需要出现在一张授权清单上，需要深圳自己来提建议、提需求。这就特别需要想象力、主动性、判断力和创造性。“不是被动等中央给，而是积极主动去要。这一步走出去，就不仅仅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了，而是给全国立标杆、作示范。”他说。

宋丁认为，过去的3年间，深圳在国家重大试验性政策的吸纳上可谓收获满满，其中任何一项试验性政策的投放都足以引发深圳大力度的改革和发展。深圳借助这些试验性政策之力，取得了不少改革成果，抓住了不少发展机遇。但与一系列国家试验性政策的支持力度相比，深圳还有非常大的改革和发展的跃升空间。

在他看来，基于深圳当前的丰厚的底子和发展中遇到的“绊脚石”，应着力突破两个方向：首先，深圳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生态链的建设。深圳土地资源向来匮乏，在没有得到外延式扩容的背景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上，可以大胆实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包括非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农地、传统工业用地、生态控制线土地、城市更新片区土地等等，在二三产业混合利用的框架内进行必要的管理和利用改革。其次，深圳要大力推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建设。过去二三十年来，在这五大环节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环节，深圳通过市场化体制和机制，在企业层面做得非常成功。但是，在上述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第一、第四和第五环节，深圳还有很大差距。

“不能觉得我们有了前期的先发优势，就高枕无忧了。”深圳市北科生物董事长、深圳市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会会长胡隽源表示。

科技领航以创新驱动发展

亚洲级的创新科技中心和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是深圳城市地位中两个最耀眼的标签。这两个标签当中，创新科技产业中心是金融中心的基础，是深圳的立市之本。

深圳科创家底深厚，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过万亿元;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2万家，按深圳面积1997平方公里计算，相当于每平方公里聚集近1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全国之冠;深圳还拥有十几家千亿级营收、上百家百亿级营收的企业，更有华为、中兴通讯、富士康、比亚迪、腾讯等一批科技巨头。

此外，深圳对人才和创新的吸引力依旧在国内领跑。有研究人士列举了两组数字：一是全市常住人口中15~59岁人口接近1400万，占80%。二是2015年起中国排名前20的大学，每年有超过20%的毕业生到深圳。

这些都是值得深圳人骄傲的家底，展望未来，深圳如何保持创新科技产业中心的优势地位?科技的发展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圳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