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上海和重庆的政策差异

上海和重庆是我国最早进行房产税试点的城市，两者的房价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上海是沿海城市高房价的典型，而重庆是全国房价平均水平的代表。从房产税政策的差异性看，重庆相比上海更公平、税率更高、且落地性更强。一是上海比较偏袒本市居民，实行“歧视化”的征收政策；二是上海税率低于重庆最高可达2倍；三是上海按人均标准进行税收减免，实际上多数居民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化手段达到低于“人均60平方米”的起征点的要求，从而拥有多套免税住房。

房产税对产业结构的传导机制研究

企业生产成本与房价呈正相关，通过三条链条对生产成本进行传导。

（1）房价上涨→房租和购房成本上升→工资预期提高→劳动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2）房价上涨→土地价格上涨→建设用地成本上升→生产成本上升；（3）房价上涨→信贷流向房地产→降低其他产业信贷投放→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其次，企业的投资偏好也与房价有关，同时房产税可以通过降低房价弱化房产的抵押担保效应，改善实体经济融资环境。

从产业占比维度看房产税影响

房产税对于上海而言，表现为第二产业转出，但第三产业转入；对于重庆而言，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时转入。可能的解释是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由于生活成本高企的原因，低端劳动力将高端劳动力挤出市场。因为低端劳动力对高房价相对不敏感，他们工作可能包吃包住或者住在房租低廉的偏远郊区，而大城市相对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对高的工资收入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因素；反观高端劳动力却更容易被高房价“吓跑”。而像重庆这样的规模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城市，房产税对于房价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无论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群体，购房和租房的费用都会边际下降，从而吸引人才和投资的流入。

从人才流向维度看房产税影响

在房产税政策实施后的若干年内，上海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在上涨，但同时上海第二产业的占比却在下降，说明第二产业劳动者的人均产值在下降或者不及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值。而上海的第三产业占比提升较快，且就业人口增长率较高，人才多去向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房地产等行业，而金融、教育、卫生、公共管理等行业人才净流入较少。从2011年底的平均职工工资就能看出，净流入较多的行业平均工资均比较低，而净流入较少的行业平均工资都较高，表明高工资的行业可能进入门槛比较高，而不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只能选择相对门槛较低的服务行业，这也验证了上海低端劳动力对高端劳动力的“挤出效应”。

重庆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虽然在房产税试点后短期内得到较快增长，但伴随政策效应的边际衰减，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呈逐步缓慢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也是城市发展的结构性趋势。即工业产值对GDP的贡献会逐步下降而同时服务业的贡献度会逐步上升，且两者缺口会持续扩大。重庆第三产业增速较快，就业人口突破两位数增长，但从人口流向看，基本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

房产税对产业结构影响“因城而异”

我们认为对于如上海这般工业化成熟度较高且房价水平较高的城市，征收房产税较难阻止第二产业向外转出的趋势，但它对第三产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低端劳动力对高端劳动力的挤出效应。

对于如重庆这般处于工业化中期且房价居于全国中游水平的城市，征收房产税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确实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但政策的效果会随时间衰减。同时从人才流向看，这种增长更多的表现为低质量的增长。

风险提示

本报告基于房产税试点前后的数据进行研究，无法排除其他因素对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因为试点城市的政策目标不同会导致具体条文的不同，最终政策的效果会不同，而上海和重庆征收房产税的政策目的显然是有差异的，所以房产税对产业影响效果的不同不能完全归因于城市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可能是受政策本身的扰动。其次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和城市所在区位及资源禀赋有关，不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产业发展的重心，不同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产业比较优势的发展，所以产业结构格局的形成并非一果一因，更可能是一果多因。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控制变量法对房产税的影响进行单独分析，但实际上相关变量的识别和计量较难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