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从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最终会如何结束?各国的抗疫政策截然不同，中国从严格清零发展到动态清零;西方从严控疫情发展到与病毒共生、全面开放。无论哪种防疫模式，新冠对全球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中国模式在过去两年带来了最小的疫病感染和人员死亡。

目前看来，毫无疑问新冠在将来的五年、十年无法消灭，无论疫情如何结束，人与病毒在长期一定是共生的状态。至于是怎样的共生状态，要看病毒演化出的特性。如果是像感冒一样较轻的感染，那将来就不用做特殊的防护，只靠人自然的免疫力就可以了;如果是像流感一样，或者更加严重，而且有不停的变异，那就必须用疫苗或药物的方式来控制、减轻疫病造成的健康损害。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目前采取的开放政策已经是长期的终极状态。奥密克戎由于其极高的感染性，通过集中爆发的方式，在带来大规模感染的情况下加固了社会对病毒的免疫屏障，因此也创造了开放的先决条件。如果病毒没有进一步的变异，疫情在西方很快就会过去。但这一点实际上并非铁板钉钉，所以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去年美国国庆时，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新冠斗争的胜利，而紧接着就是德尔塔的泛滥和后来奥密克戎的更加无法控制的肆虐。在奥密克戎之后，如果病毒新的变种同时具有免疫逃逸和更强的毒性，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得不重新调整防疫政策。

和西方不同，中国的防疫政策侧重于物理方法：通过筛查及早地发现感染者，然后通过隔离来阻断疫情的蔓延。疫苗的覆盖率在中国很高，但在过去两年里起到的作用只是防患于未然，因为99.999%的中国人都没有被病毒感染过。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东半球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抗疫过程中也使用过类似方法。但很多国家也在奥密克戎的攻击下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这种物理阻断的政策。

防疫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光有医学健康的考量，还必须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一方面，要尽量减少重症和死亡，另一方面，要最大程度上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转，减小抗疫带来的成本。有效的疫苗和药物显然是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最佳良方。如果疫苗能够有效地阻断病毒的传播，只要有足够的疫苗覆盖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疫苗不能阻断病毒的传播，但能和药物一起，大幅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对全民进行疫苗覆盖，保证充足的药物储备，也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既不能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又不能把重症率和死亡率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那么物理方法就变成了防疫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和医学手段不同，用物理方法阻断疫情必然带来防疫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在疫情前期并不明显，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疫苗和药品，由于病毒的高传染性和毒性，通过物理阻断可以局部性、暂时性地控制疫情，从而同时达到保证健康和促进经济的两个目的。但到了后期，由于疫苗和药物的逐渐推出，疫情本身对人的毒害性随之下降，再加上病毒的突变带来更高的传染性，给物理阻断的防疫政策带来了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回报。当成本大于回报时，政府就自然会考虑放弃通过物理阻断的防疫政策。

西方之所以最早放弃物理阻断的防疫政策，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化把个人自由放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从而造成这种防疫政策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极其高昂。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州训“给我自由或给我死亡”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个缩影。而且半推半就式的物理阻断也带来不了很大的经济和健康回报。所以，成本一开始就大于回报。像新加坡这样的东方国家，有能力做到物理阻断，但由于和世界接轨是其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在新冠全球泛滥的情况下，自我封闭的成本也是大于回报。

中国利用物理阻断的防疫政策有自身的独特原因。一是中国的东方体制和文化造成这种防疫政策的成本比西方较低。这一点和亚洲的其它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越南等等。二是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来往主要是货物的贸易，而服务业的比重小。严防死守的政策由于阻断了人员的流动，对服务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跨国服务业，但对国际的货物流动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三是政府的超强执行力和动员力。所以，中国在2021年世界新冠疫情大泛滥的情况下可以独善其身，带来8%的经济增长和0%的感染率。

中国目前的防疫政策面临三个新的挑战：第一，奥密克戎的传染性极强，大大地抬高了物理阻断抗疫的成本。同样的防疫政策在2021年可以做到全国基本清零是大概率，局部有较大疫情爆发是小概率;但到今年却会反过来。防疫会更加辛苦。第二，随着疫苗的普及，治疗药物的发明，奥密克戎毒性的下降，疫情本身带来的健康成本在降低，因此用物理阻断带来的潜在回报也随之降低。第三，西方在奥密克戎攻击下主动或被动放开，造成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共同打开的事实现状。如果病毒没有新的变异，除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将重回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仍然保持严防死守，就会在世界经济中成为“异类”，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或加速一些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这三个挑战不是增加动态清零的成本，就是在降低其回报，因此必然会逐渐推动中国的防疫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