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货币调控未来应进一步宽松，通过适度下调政策利率等，刺激信贷需求。相比而言，今年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建设重点可更多转向新基建、绿色发展等方面。
他表示，当前应高度关注部分中小企业可能存在的现金流风险。建议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采取措施鼓励缩短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的账期。
适度下调政策利率
中国证券报：当前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应如何做到主动应对，使新增贷款保持适度增长?
黄益平：2021年下半年经济增长显著放缓，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导致的：疫情反复造成生产和生活不便;较高的生产者价格和疲软的消费者价格挤压部分企业的盈利空间;一系列结构性政策如控制能耗、减碳排放等措施形成短期经济下行压力等。虽然2021年全年GDP增速远超年初确定目标，但逐季减速的态势确实令人担忧。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经济政策基调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要支持宏观经济稳定大局。特别需要防范“长期性政策短期化”和“系统性战略碎片化”的偏误。比如，加强平台经济治理十分必要，但“强监管”的目标应该是“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最近财政部决定暂缓推进房地产税试点，也体现了“稳字当头”政策考虑。
毫无疑问，稳定宏观经济的首要责任应该由宏观经济政策来承担。财政政策在明确2.8%赤字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增加支出和减税降费的力度。从2021年四季度起，货币环境已经开始“适度宽松”，以支持经济增长，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
未来一段时期，央行应该会进一步宽松货币环境，确保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融资总量与名义GDP同步增长，同时通过适度下调政策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刺激信贷需求。相信央行会继续利用货币政策的“直达工具”，通过定向宽松政策甚至直接提供补贴等手段，增加小微企业贷款，稳定经济主体。
货币政策有较大回旋空间
中国证券报：美联储加息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应如何更好发力稳增长?
黄益平：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是2022年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事件。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必然会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形成“溢出效应”。
美联储从2014年底开始缩表、2015年底开始加息，由此引发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令一些国家像南非、土耳其和俄罗斯遭遇金融危机。我国从2015年年中开始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
因此，美联储新一轮的货币政策紧缩值得密切关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2月CPI同比涨幅高达7.9%，远远超过其2%左右的目标。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步履会异常迅猛。事实上，美联储已经在3月15日加息，市场普遍的预期是美联储在今年剩下的六次例会上都会加息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个百分点。
这不仅会给我国造成一定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可能还会挤压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宽松空间。美国货币政策紧缩而我国货币环境宽松，这是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尽管如此，我国央行依然有执行“以我为主”货币政策的空间，主要是因为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同时，我国经常项目盈余达到GDP的2%左右，还有超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重要的是，我国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如果需要，也可以通过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缓解资本外流与货币贬值压力。这些都可以为实行“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提供必要条件。
总之，美联储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空间。但我国央行仍然可以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支持宏观经济稳定。而且2021年非金融杠杆率从280%回落到272.5%，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宽货币和宽信用创造条件。当然，政策宽松的时候也应该高度关注一些杠杆率较高、风险较大的领域，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融资平台。
财政政策应发挥更积极作用
中国证券报：下一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如何更好地协同配合?
黄益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有效协调、良好配合，是各国都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今年尤其如此。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政策的重点是“保经济主体”。我国财政开支的前三大领域为基础设施建设、减税降费、公共卫生开支。“保经济主体”的重头戏是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增发贷款，当年中小企业贷款增长30%，次年再度增长25%。这些政策措施为在疫情期间稳定宏观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比较而言，今年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财政政策也可以做一些创新，过去都是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铁路、公路、机场的建设，这些项目可以继续进行投资，但建设重点可更多转向新基建、绿色发展等。
同时，建议考虑新的政策措施，比如向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发放补贴。疫情暴发以来的经济复苏主要是由出口与投资推动，消费一直相对滞后。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到疫情影响，经济活动与就业受到冲击，收入增长相对疲软;二是
